刘旦（？— 前 80 年），西汉宗室，汉武帝刘彻第三子，母为李姬。他封燕王，历经武帝、昭帝两朝，一生觊觎皇位，曾两次策划谋反，是西汉中期政治斗争的关键人物。其生平折射出汉代诸侯王与中央皇权的激烈矛盾。
生平经历
封王与早期活动
封燕王：汉武帝元狩六年（前 117 年），刘旦与兄弟刘闳、刘胥同日封王，刘旦受封燕王，统治燕地（今北京及河北北部）。
经营封国：刘旦自幼聪慧，好博览群书，广招门客，在封国扩张势力。他熟悉律令，常以 “贤王” 形象示人，暗中积蓄力量。
第一次谋反企图（巫蛊之祸后）
太子缺位的野心：征和二年（前 91 年），太子刘据因 “巫蛊之祸” 自杀，汉武帝未立新储。刘旦自恃为现存最长子，认为当立为太子，遂遣使上书，请求宿卫长安（实为试探皇权）。
触怒武帝：汉武帝识破其意图，怒斩来使，以 “藏匿亡命之徒” 为由削其三县封地，刘旦首次谋夺储位失败。
联合刘泽二次谋反（武帝晚年）
勾结宗室：后元元年（前 88 年），刘旦与宗室刘泽合谋，宣称 “武帝病重，燕王当立”，并伪造诏书，煽动地方反叛。
事泄失败：刘泽党羽临淄王刘成（刘旦堂弟）向朝廷告发，刘泽被捕诛杀，刘旦因宗室身份免于死罪，但遭汉武帝严厉斥责，自此与中央矛盾公开化。
昭帝时期的最终反叛
霍光辅政与谋反：后元二年（前 87 年），汉武帝去世，幼子刘弗陵即位（汉昭帝），霍光等大臣辅政。刘旦心怀不满，勾结霍光政敌上官桀、桑弘羊等，伪造 “燕王玺书”，诬陷霍光谋反，试图借昭帝之手除去政敌。
阴谋败露自杀：昭帝识破阴谋，刘旦与上官桀等人计划武装反叛。元凤元年（前 80 年），事泄，霍光诛灭上官桀势力，刘旦被迫自杀，封国被废为郡，史称 “燕王之变”。
文学成就
刘旦的文学活动主要体现于政治文书与辞赋创作：
奏议与文诰
刘旦曾多次向汉武帝、汉昭帝上书，如请求宿卫长安的奏疏，文辞工整，以 “忠孝” 为幌子，实则暗藏政治野心。其奏议被《汉书・武五子传》收录，展现了汉代诸侯王的政治话术。
辞赋遗存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旦著有赋三篇，但均已失传。后世推测其赋作可能以宫廷生活或咏物为主，风格接近西汉中期的大赋传统，但因政治身份特殊，可能隐含讽喻或抒怀内容。
历史影响
对西汉政局的冲击
刘旦的三次谋反（含未遂）暴露了汉代郡国并行制的弊端，促使中央进一步加强对诸侯王的控制。汉昭帝与霍光通过处置 “燕王之变”，巩固了皇权，为 “昭宣中兴” 奠定基础。
此事件后，西汉诸侯王 “不得治民”“不得宿卫” 等制度更加严格，诸侯势力大幅衰落。
宗室政治的缩影
刘旦的悲剧反映了汉代 “家天下” 体制下，宗室成员对皇权的觊觎与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他的失败成为后世帝王防范宗室的典型案例，如西晋 “八王之乱” 后，历代王朝对宗室权力的限制愈发严格。
历史评价
史书评价
《汉书》称刘旦 “为人辩略，博学经书”，肯定其才学，但批评其 “贪怼（怨恨）悖乱”，指出其谋反是 “不顾骨肉之亲，危乱国家” 的罪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燕王旦狂悖失道，终至灭亡，非不幸也，其自取之。” 强调其野心导致悲剧结局。
后世争议
同情论：部分学者认为，刘旦作为武帝长子，在太子缺位时谋求储位，符合当时 “立长” 的宗法观念，其谋反是皇权斗争的必然结果，而非单纯的 “悖逆”。
批判论：更多观点认为，刘旦不顾国家稳定，多次挑起内乱，加剧了西汉中期的政治危机，其行为是对中央集权的破坏，应受谴责。
文学形象
刘旦的故事被后世文学作品引用，如唐代诗人李白在《远别离》中以 “燕王爱贤筑金台” 暗喻诸侯王招贤纳士的野心，侧面反映其历史象征意义。
总结
刘旦是西汉宗室中 “才高而野心炽” 的典型，其一生以诸侯王身份挑战皇权，虽具文学才识，却因政治投机屡屡触怒朝廷，最终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牺牲品。他的经历深刻体现了汉代 “削藩” 与 “诸侯反叛” 的恶性循环，也为后世研究封建皇权与宗室关系提供了重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