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圣（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西汉中后期），字次君，梁国甾县（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一说为沛郡，今安徽濉溪）人，汉代经学家、文献学家，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叔父戴德（字延君）并称 “大小戴”，共同推动了儒家经典《礼记》的编纂与传播，对中国古代礼制、儒学发展影响深远。
生平经历
学术渊源与师承
戴圣出身于儒学世家，受学于西汉今文经学大师后仓（后氏礼学创始人），与叔父戴德同为后仓弟子，继承并发展了《礼经》（即《仪礼》）的研究。
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身份参与石渠阁会议（西汉重要的经学辩论盛会），与诸儒讨论经义异同，因精通《礼》学备受推崇。
仕途与学术活动
曾任九江太守等职，以经术入仕，为政以儒家礼制为核心，强调 “以礼治国”。
与戴德分别从《仪礼》《周礼》等经典中选编阐释礼制的文章，戴德选编《大戴礼记》（原书 85 篇，今存 39 篇），戴圣选编《小戴礼记》（即《礼记》，49 篇）。后世《礼记》成为儒家 “十三经” 之一，而戴圣因此被尊为 “礼学宗师”。
授业与学派传承
晚年归乡讲学，门下弟子众多，其学脉延续至东汉，影响了郑玄、卢植等经学家。他的学术思想通过《礼记》的注释与传播，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支柱。
文学成就
戴圣的核心成就在于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与编纂，其代表作《礼记》（即《小戴礼记》）是中国古代礼制与儒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礼记》的内容与价值
体裁：非一人一时之作，收录了战国至西汉初期儒家学者关于礼制、伦理、哲学的论述，包括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录（如《檀弓》）、礼学理论（如《礼运》《乐记》）、修身治国思想（如《大学》《中庸》）等。
文学特色：
议论精辟，如《礼运・大同篇》描绘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的理想社会；
叙事生动，如《曾子杀彘》通过故事阐释 “言必信” 的伦理；
哲理深邃，《中庸》提出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的中庸之道。
与《大戴礼记》的区别
戴德的《大戴礼记》更侧重古代礼仪制度的考证（如《夏小正》记载历法），而戴圣的《小戴礼记》更注重儒家义理的阐释，后世流传更广，成为科举必读经典。
注疏与传承
汉代郑玄为《礼记》作注，唐代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使其成为历代学者研究儒学的基础文献。宋代以后，《大学》《中庸》独立为 “四书”，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
历史影响
儒学经典的定型
《礼记》与《周礼》《仪礼》并称 “三礼”，共同构建了儒家礼制体系。戴圣通过编纂《礼记》，将零散的礼学论述系统化，为后世制定礼仪制度、伦理规范提供了理论依据。
书中 “礼者，天地之序也”“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等思想，成为中国古代 “以礼治国” 的核心理论支撑。
教育与文化的渗透
《礼记》中的《学记》系统阐述了教育目的、教学方法（如 “教学相长”“循序渐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影响了古代私塾、官学的教育体系。
其中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等理念，渗透到社会习俗、家庭教育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
对东亚文化圈的影响
唐代《礼记》随汉学传入日本、朝鲜半岛，成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核心经典之一。日本平安时代的《养老令》、朝鲜李朝的礼制建设，均参考了《礼记》中的制度设计。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经学贡献：汉代学者称戴圣 “明于礼义，举奏辄行”（《汉书・儒林传》），肯定其对礼学的系统化整理。宋代朱熹赞《礼记》“皆秦汉以前儒家者流所记”，认为其保存了先秦儒学的精华。
文化传承者：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称，戴圣 “删定《礼记》，功不在禹下”，将其与大禹治水相类比，凸显其对文化传承的巨大作用。
争议与批评
唐代学者孔颖达指出，《礼记》各篇作者不一，部分内容可能掺杂了汉代儒生的附会（如《月令》与《吕氏春秋》内容重合），需结合考古文献（如战国楚简）进一步考证。
近现代学者认为，戴圣的礼学思想强调等级秩序（如 “君臣、父子、夫妇” 之纲），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时代局限性，需以批判性视角审视其思想内涵。
总结
戴圣虽非原创性思想家，却以编纂《礼记》的功绩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关键人物。他的工作不仅使儒家礼制思想得以系统保存，更塑造了后世中国的伦理秩序、政治架构与社会风俗。从汉代石渠阁的经术辩论，到宋明理学的义理阐发，再到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礼记》及其承载的礼学思想始终是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钥匙。戴圣的名字或许不如孔孟显赫，但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