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约 186 年－217 年），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 之一。他以五言诗见长，风格刚健挺拔、气势雄浑，与曹植并称 “曹刘”，被誉为 “建安风力” 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多反映社会动荡与人生感慨，兼具文学性与时代精神，对魏晋诗歌发展影响深远。
生平经历
早年才名与仕途
刘桢出身寒微，但自幼聪慧，博学能文。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他避乱至邺城（今河北临漳），因才华被曹操赏识，成为 “建安文学集团” 核心成员，任丞相掾属，常与曹丕、曹植等贵族子弟宴游唱和。
据《世说新语》记载，刘桢性格刚直，不慕权贵。一次宴饮中，他因 “平视” 曹丕之妻甄氏（后被赐死），触怒曹操，被贬为 “苦役”（磨工）。后经曹丕求情，免于死罪，但终身未得重用。
晚年颠沛与病逝
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北方爆发瘟疫（史称 “建安大瘟疫”），刘桢染病去世，年仅三十余岁。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痛惜其早逝，称 “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足见对其文学地位的认可。
文学成就
诗歌创作的核心风格
建安风力的典型代表：刘桢的诗继承汉乐府传统，以质朴刚健的语言抒发慷慨悲凉之情，尤擅通过自然意象（如松、风、石）寄托人生志趣。
代表作《赠从弟三首》以松柏为喻，赞美坚贞品格：“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其二），以自然之力与松柏之刚形成强烈对比，被誉为 “借物言志” 的典范。
五言诗的艺术突破：其诗结构严谨，对仗工整，如《斗鸡诗》描绘贵族游乐场景，“丹鸡被华采，双距如锋芒”，语言简练而画面感极强，推动了五言诗从民歌向文人诗的成熟过渡。
文学集团中的唱和贡献
在邺城时期，刘桢与曹丕、曹植等共同创作《公宴诗》《赠答诗》，形成 “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的文人唱和传统。其作品虽多应酬之作，但《杂诗》中 “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等句，亦透露出对乱世中士人命运的感慨。
现存作品与辑录
刘桢原有集 4 卷，已散佚。今存诗约 15 首，文赋若干，收入《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及严可均《全后汉文》中。其中《赠从弟》三首、《大暑赋》《鲁都赋》为最著名。
历史影响
对魏晋诗歌的先导作用
刘桢的刚健诗风直接影响了正始诗人（如阮籍、嵇康）与西晋太康文学。左思《咏史》中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的豪迈气象，可见其遗风；鲍照《拟行路难》的慷慨悲凉，亦与刘桢一脉相承。
南朝钟嵘《诗品》将其列为 “上品”，评曰：“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 认为其诗风如 “凌风独秀，松竹之丽”，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建安文学精神的传承者
作为 “建安七子” 中唯一以五言诗专精著称的作家，刘桢与曹植共同代表了建安文学 “重风骨、尚情采” 的双重特质。唐代陈子昂提出 “汉魏风骨”，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标举 “建安体”，均将刘桢视为重要源头。
士人精神的符号意义
刘桢 “平视甄氏” 的典故（又称 “刘桢平视”），成为后世文人赞美 “刚正不阿” 品格的象征。如唐代李白《感遇》诗 “可叹东篱菊，茎疏叶且微。虽言异兰蕙，亦自有芳菲”，即暗用其精神；元代郑光祖杂剧《王粲登楼》亦以刘桢为士人傲骨的典范。
历史评价
历代学者的推崇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 “刘桢壮而不密”，既肯定其气势雄健，亦指出其诗风稍显粗放，评价客观公允。
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以刘桢为例，称 “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强调其 “风骨” 对文学批评的启示。
王夫之：《姜斋诗话》赞其 “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 的艺术手法，认为《赠从弟》“言在物而人尽之”，达到了 “天人合一” 的境界。
争议与局限
清代沈德潜《古诗源》认为，刘桢诗 “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即重气势而轻文采，相较于曹植的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略逊于艺术的均衡性。
现代学者则指出，其作品题材较窄（多限于赠答、游宴），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不及王粲、陈琳，这与他的贵族文学集团身份密切相关。
总结
刘桢以寒士之身跻身建安文学核心，用刚健的诗笔在贵族唱和中注入士人精神，成为 “建安风力” 的标杆性人物。他的诗歌既是乱世中个体生命的呐喊（如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也是一个时代士人理想的缩影。尽管仕途坎坷、生命短暂，但其作品中 “挺挺自持” 的人格力量，超越了文学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刚健不屈精神的文化符号。从魏晋风骨到盛唐气象，刘桢的影响如同他笔下的松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在文学史上挺立着清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