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麟（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东汉顺帝至桓帝时期），字元凤，沛郡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东汉中期学者、文学家。他出身官宦世家，是东汉名臣桓荣之侄（一说族子），家族以儒学传家，世代显贵。桓麟本人以才学著称，尤擅辞赋、奏疏，其生平虽记载简略，但在文学史上因《七说》等作品留名，被视为东汉中期辞赋转型的重要人物之一。
生平经历
世家背景与仕途起点
桓麟出身于沛郡桓氏，家族自祖父桓荣起便显赫一时。桓荣是汉明帝的老师，官至太常，封关内侯，家族 “门生半天下”，是东汉初年儒学世家的代表。受家族荫蔽，桓麟早年以 “少博学” 入仕，初任郎官，后升迁为议郎，参与朝廷礼制、学术讨论。
外放与仕途挫折
汉顺帝末年（约 144 年前后），桓麟因触怒权贵，被外放为许令（今河南许昌）。在地方任上，他 “政有能名”，以清廉和治政能力著称，但因不愿阿附外戚梁冀势力，始终未获重用。桓帝即位后（147 年），桓麟一度被征入中央，任尚书郎，但不久后因疾病辞官，晚年居家著述，卒于家中。
交游与学术活动
桓麟与当时名士马融、崔瑗等交往密切，常以文会友。据《艺文类聚》记载，他曾与马融一同参与太学典礼，其学术观点 “折中今古”，既继承家族的今文经学传统，又吸纳古文经学的考据方法，体现了东汉中期儒学融合的趋势。
文学成就
桓麟是东汉中期辞赋 “七体” 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风格兼具汉代大赋的铺陈与抒情小赋的细腻，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七说》：“七体” 的转型之作
桓麟的代表作《七说》以虚拟人物 “玄通子” 与 “隐夫” 的对话展开，前者盛赞都市繁华、声色犬马之乐，后者则以 “至道”“至德” 反驳，最终归于儒家 “尚俭戒奢” 的主旨。此赋突破了西汉枚乘《七发》以来 “七体” 侧重铺陈奢靡的传统，加入更多哲理思辨和道德劝诫，语言趋于清新简练，如描写田园生活 “涉夏如秋，处冬似春，甘露被宇，嘉禾盈庭”，体现了对自然之美的关注，被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评价为 “枝附影从，十有余家” 中的重要一脉。
奏疏与铭诔：儒学思想的文学表达
桓麟的奏疏现存《荐杨厚疏》，文中推崇隐士杨厚 “学究道奥，行应孔矩”，主张 “举逸民而天下归心”，体现了东汉中期士大夫对 “清议” 和隐逸精神的推崇。其铭诔文（如《西岳太华山碑铭》片段）则延续家族儒学传统，以典雅文辞歌颂山川神灵，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
残篇与文学地位
桓麟作品多散佚，今仅存《七说》残文及数篇奏疏片段，收录于《全后汉文》。尽管传世作品有限，但他上承班固、傅毅的典雅文风，下启张衡、蔡邕的抒情赋新貌，被视为东汉辞赋从 “大赋” 向 “抒情小赋” 过渡的关键人物之一。
历史影响
文学史上的 “七体” 传承
桓麟的《七说》推动了 “七体” 赋的题材拓展，将道德思辨与自然审美融入传统铺陈模式，为曹植《七启》、陆机《七征》等后世作品提供了范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别将其与傅毅《七激》并列，称 “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肯定其在文体演变中的标志性作用。
士大夫精神的文学实践
桓麟的作品反映了东汉中期士大夫对现实政治的矛盾心态：既渴望通过仕途实现儒家理想，又对权贵专权（如梁冀）充满不满。其《七说》中 “隐夫” 的形象，实则是士人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思想的文学投射，对后世文人 “出处” 观念的表达具有启示意义。
家族文化的延续
作为桓荣家族的成员，桓麟延续了沛郡桓氏 “以儒入仕” 的传统，其学术与文学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家族在东汉中期的文化影响力。其子桓彬（汉末文学家）亦以才学闻名，祖孙三代形成了 “儒学传家、文学继世” 的家族脉络，成为东汉士族文化的缩影。
历史评价
史书与文论的定位
《后汉书》未为桓麟单独立传，其事迹散见于《桓荣传》及《文苑列传》。唐代张怀瓘《书断》称其 “文彩炳然，亚于班固”，虽评价稍显过誉，却可见唐人对其文学地位的认可。宋代洪迈《容斋随笔》则将其与同时期的崔瑗、马融对比，认为其文风 “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体现了东汉中期文人的中庸特质。
后世争议与再认识
肯定派：清代学者严可均在《全后汉文》按语中称桓麟 “《七说》虽残，犹见奇采”，认为其赋作 “以理节情，以雅救俗”，符合儒家诗教传统。
局限性批评：现代学者指出，桓麟的作品仍未完全摆脱汉代大赋 “劝百讽一” 的窠臼，其思想深度不及同期的王充、王符，文学创新性亦稍逊于后来的张衡。
总体而言，桓麟是东汉中期文学转型的过渡性人物。他的创作既保留了汉赋的传统范式，又注入了士大夫的个体思考与审美转向，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文学史上的 “承前启后” 意义。从家族文化看，他与桓荣、桓彬共同构成了东汉儒学世家 “文儒合一” 的典型路径，为研究汉代士族的文化实践提供了重要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