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公元前 53 年－公元 18 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年至新朝初年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少好博学，长于辞赋，精研哲学与文字学，一生历经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及王莽新朝，以 “渊雅闳深” 的学术成就与文学创作著称，被后世称为 “西道孔子”“汉代大儒”，其思想与作品对中国哲学、文学及语言学发展影响深远。
生平经历
早年求学与隐居
家贫好学：扬雄出身没落士族，“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汉书・扬雄传》）。早年师事蜀地学者严遵（严君平），学习黄老之学与辞赋，又从焦赣学《易》，奠定了兼通儒道、博采众长的学术根基。因家贫无书，常至成都市集借阅，“口吃而善著书”，性格清静淡泊，不慕荣利。
隐居蜀地：成帝初年（约前 32 年），扬雄以辞赋《反离骚》闻名蜀地，借屈原事迹抒发怀才不遇之情。此后作《蜀都赋》，铺陈蜀地山川物产，文辞富丽，初显汉赋大家风范，但因蜀地偏远，尚未入仕。
入仕与辞赋创作
应召入京：前 16 年，扬雄因同乡杨庄推荐，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大赋献于汉成帝，讽谏帝王奢靡。成帝爱其文才，任命为郎，待诏承明殿，后迁为黄门侍郎，与王莽、刘歆同僚。此时期创作以大赋为主，继承司马相如 “劝百讽一” 的风格，如《羽猎赋》借天子田猎之事，劝诫 “背道德之图，丧其乐生之心”，但辞藻过于华丽，讽谏效果有限。
转向学术与晚年著述
弃赋从哲：哀帝时期（前 6 年－前 1 年），扬雄目睹朝政腐败，对辞赋 “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的功利性产生反思，转而潜心哲学与文字学研究。仿《周易》作《太玄》，以 “玄” 为宇宙本源，构建融合儒道的宇宙论；仿《论语》作《法言》，批判谶纬神学，弘扬儒家伦理。
新朝拒仕与悲剧：王莽篡汉后（9 年），扬雄以耆老久宦转为大夫，仍居黄门侍郎之位。18 年，其子扬临因牵涉甄丰、甄寻谋反案，扬雄受牵连，投阁自杀未遂，后以年老免罪。此后闭门著书，完成《方言》（中国最早的方言地理学著作），整理文字训诂，直至去世，葬于成都郫都区扬雄墓（今称 “子云坟”）。
文学成就
辞赋创作：汉赋的革新与反思
大赋代表：
扬雄与司马相如并称 “扬马”，其大赋结构宏大，词藻瑰丽，如《甘泉赋》写宫殿 “捎夔魖而抶獝狂，梢獑猢而抶狻猊”，以奇诡意象渲染神秘氛围；《长杨赋》以 “翰林主人” 与 “子墨客卿” 对话展开，借历史典故讽喻现实，继承了汉赋 “体物写志” 的传统。
创新之处：相较于司马相如赋的纯然铺陈，扬雄赋更重 “讽谏”，如《羽猎赋》结尾直言 “游猎如此，难以承天意，逆命者也”，将儒家政治理想融入文学创作。
骚体赋突破：
《反离骚》是扬雄代表作，以屈原自况，“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既哀悼屈原，又借 “何必沉身” 表达对现实的妥协与矛盾；《解嘲》仿东方朔《答客难》，以主客问答形式抒发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 的愤懑，文风诙谐，开汉代 “解嘲” 体散文先河。
哲学与语言学著作
《太玄》：以 “玄” 为最高范畴，用数字 “三” 构建宇宙图式（如天、地、人 “三才”，方、州、部、家 “四重”），将阴阳五行与《周易》爻象结合，提出 “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影响魏晋玄学对 “有无”“本末” 的讨论。
《法言》：以儒家立场批判异端，“或问老子，曰：‘拥楹而之，不若弗拥而之也。’”（批评老子 “绝圣弃智”），强调 “学者，所以修性也”，主张文以载道，为唐代韩愈 “文以明道” 思想埋下伏笔。
《方言》（《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中国第一部方言比较词典，记录西汉时期各地方言词汇，如 “娥、媌，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媌”，以 “转语”（音转现象）解释方言差异，开创语言学实地调查之先河，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 “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伟大成就”。
历史影响
文学领域的承前启后
扬雄的辞赋创作影响了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的讽谏风格，其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的文学观，为后世 “重质轻文” 的批评传统提供理论依据。
《方言》对后世辞书编纂影响深远，晋代郭璞为之作注，清代戴震、王念孙等朴学家以此为基础研究古音古义，成为汉语方言学的经典文献。
哲学思想的深远渗透
《太玄》的宇宙观被北宋邵雍吸收，发展为 “象数易学”；其 “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 的本体论，与道家 “道生一” 思想相通，又融入儒家伦理，为宋明理学 “理气论” 提供思维范式。
《法言》对谶纬神学的批判（“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启发了东汉王充《论衡》的唯物思想，成为汉代理性主义思潮的重要一环。
文化符号的塑造
扬雄 “闭门著书” 的形象成为后世文人 “穷而后工” 的象征，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以扬雄居所喻指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宋代苏轼称 “长笑扬雄老雕虫，洛诵《太玄》踰白首”，既赞其执着，亦叹其迂阔。
历史评价
历代褒扬
学术推崇：东汉王充称 “扬子云作《太玄》，造于助思，极窈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论衡・超奇》）；唐代韩愈将扬雄与孟子、荀子并列，“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 及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读荀子》）。
文学肯定：刘勰《文心雕龙》评其赋 “理赡而辞坚，故足冠中兴”，称《方言》“博物空辨，万物所纪”；清代王夫之赞《太玄》“尽天地古今而一以贯之”，认为其哲学深度超越同时代学者。
争议与批评
晦涩之讥：扬雄作品以 “深奥” 著称，《太玄》因模仿《周易》爻象过于复杂，被宋代欧阳修批评 “其辞幽违，其义隐微”，苏轼亦言 “《太玄》如《河图》，幽怪不可致诘”；其赋文因多用古字僻典，被刘勰称为 “字必鱼贯，语必骈枝”，可读性稍逊。
政治争议：扬雄在王莽新朝曾任官，虽未显达，仍被后世部分学者视为 “失节”。南宋朱熹谓 “扬雄则是一个转两边底人，这边也要，那边也要”，认为其哲学思想与政治选择存在矛盾；但清代王鸣盛等为其辩护，称 “莽未篡时，雄已老，岂知其后乱天下者莽也”，强调其无奈处境。
总结
扬雄的一生是汉代知识分子在儒学正统与个性追求间挣扎的缩影：他以辞赋入仕，却在目睹现实后转向哲学沉思；他融合儒道思想构建体系，又因时代局限陷入争议。从文学到哲学，从辞赋大家到 “西道孔子”，他的成就跨越多个领域，既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渊深，也预示着魏晋思想解放的先声。正如唐代李德裕所言 “扬雄文赋，可谓深矣”，扬雄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留下的典籍，更在于他对知识、真理与时代困境的永恒追问，这种精神至今仍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