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伋（jí）（约公元前 483 年 — 公元前 402 年），字子思，战国初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嫡孙、孔鲤之子，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被尊为 “述圣”。他师从孔子弟子曾参，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 “中庸”“诚” 等核心概念，其思想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深远。现存著作《中庸》《子思子》（部分散见于《礼记》），是儒学传承中的关键人物。
生平经历
出身名门与早年求学
孔伋生于鲁国贵族家庭，自幼受祖父孔子思想熏陶。孔子去世时，孔伋年仅十余岁，后拜孔子弟子曾参为师，系统学习儒家经典。曾参是孔子晚年弟子，以 “孝” 和 “忠恕” 思想著称，孔伋在其门下深入研习《论语》及礼乐制度，为日后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周游列国与思想传播
成年后，孔伋曾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国、宋国、齐国等，试图推行儒家政治理念。据《孟子》记载，他与卫国大夫蘧伯玉、齐国大夫陈庄等有过交往，并在宋国与乐正子春讨论过 “礼” 的实践问题。但战国初期诸侯争霸加剧，各国更推崇法家、兵家思想，孔伋的仁政主张未被重用，遂转而著书立说、聚徒讲学。
晚年著述与学派传承
孔伋晚年回到鲁国，专注于整理和阐释儒家思想，培养弟子。其门下著名弟子包括孟子的老师（一说孟子是孔伋的再传弟子，即孔伋弟子乐正克的学生），因此孔伋被视为连接孔子与孟子的 “桥梁”，史称 “思孟学派”。他的思想通过弟子薪火相传，最终在孟子手中发展为更具体系的 “性善论” 和 “仁政” 学说。
文学成就
《中庸》：儒家哲学的核心文本
内容与思想：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朱熹将其与《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 “四书”，确立其经典地位。全文以 “中庸” 为核心，提出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强调通过 “致中和” 达到个人修养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哲学突破：
首次将 “中庸” 从道德实践提升到宇宙论高度，提出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 “诚” 是贯通天人的根本法则，为儒家思想注入形而上学色彩。
《子思子》：散佚与重构
孔伋另有著作《子思子》二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有载，但已失传。现存《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等篇，据考证可能出自《子思子》，内容多论及君臣、父子之礼，强调 “德治” 与 “礼治” 结合，如 “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 等观点，体现了儒家对个人修养与社会规范的重视。
历史影响
儒学传承的关键纽带
孔伋上承孔子 “仁”“礼” 思想，下启孟子 “性善论”，将儒家核心从伦理实践拓展到哲学本体论。例如，《中庸》提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为孟子 “性善论” 提供了理论依据，形成 “孔 — 曾 — 思 — 孟” 的道统传承链条。
唐代韩愈在《原道》中首次提出 “道统说”，将孔伋列为儒家道统的核心传承人；宋代朱熹进一步推崇 “四书”，使孔伋思想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根基。
中庸思想的普世价值
“中庸” 理念超越学派界限，成为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它强调 “不偏不倚”“过犹不及”，既反对极端主义，也反对折中主义，主张在动态中寻求平衡。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政治（如 “宽猛相济” 的治术）、文化（如中医 “调和阴阳” 理论）乃至日常思维。
对东亚文化圈的辐射
孔伋思想随儒学东传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例如，日本江户时代儒学者林罗山以《中庸》为基础构建 “朱子学” 体系；朝鲜李朝思想家李滉（退溪）著《中庸释义》，将 “中庸” 与本土哲学结合，推动儒学在东亚的本土化。
历史评价
官方与学界的推崇
西汉文帝时，孔伋被追谥为 “伋子”；北宋徽宗追封其为 “沂水侯”；元朝文宗加封为 “述圣公”，从此与 “复圣” 颜回、“宗圣” 曾参、“亚圣” 孟子并称 “孔门四圣”，配祀孔庙。
清代学者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评价：“子思作《中庸》，盖以继孔子之传，而孟子又继子思之后者也。” 肯定其在儒学道统中的承上启下作用。
思想的争议与反思
近代以来，部分学者认为 “中庸” 思想可能被曲解为 “保守折中”，阻碍社会变革。如五四时期陈独秀批判 “中庸” 为 “奴隶哲学”，认为其缺乏进取精神。
但现代研究者指出，孔伋的 “中庸” 并非消极妥协，而是强调 “时中”（与时俱进的平衡），如《中庸》所言 “君子而时中”，蕴含辩证思维，与现代管理学中的 “动态平衡” 理念相通。
哲学史上的定位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孔伋通过《中庸》将儒家 “内在伦理” 与 “外在天道” 结合，完成了儒学从 “实践哲学” 到 “形而上学” 的跨越，这一转向为后来儒家应对佛道挑战、构建理学体系开辟了道路。
总结
孔伋作为孔子思想的嫡系传人，以《中庸》为核心构建了儒家的哲学形上学，其 “诚”“中庸” 等概念成为儒学发展的关键枢纽。尽管历经千年争议，他对儒家道统的传承、对中国哲学思维的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孔庙配祀的 “述圣” 到东亚文化圈的思想符号，孔伋的影响早已超越个人生平，成为中华文明 “中道智慧” 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