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官至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后因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让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担心被诛杀，于是饮鸩自尽。
生平经历
商人起家：从濮阳到邯郸的政治投机
吕不韦早年以经商为业，“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在赵国邯郸偶遇秦国质子嬴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其 “奇货可居”，遂以重金结交。他通过贿赂秦国华阳夫人（无子），促成子楚被立为太子继承人，并将自己宠妾赵姬（一说为舞姬）赠予子楚，后赵姬生子嬴政（即秦始皇）。此阶段展现了吕不韦 “以商入政” 的权谋智慧。
拜相封侯：秦国的实际掌权者
子楚时期：公元前 250 年，秦孝文王去世，子楚继位为秦庄襄王，吕不韦被拜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他主张 “义兵”，派蒙骜等将领攻韩、赵、魏，扩大秦国疆域，为后来统一奠定基础。
嬴政时期：公元前 247 年，庄襄王病逝，13 岁的嬴政继位，吕不韦以 “仲父” 身份摄政，独揽朝政。他延续扩张政策，攻取东周国，终结周王朝统治，并广招门客，编纂《吕氏春秋》，试图以 “杂家” 思想整合诸子，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理论支撑。
权盛而衰：从巅峰到自杀的悲剧
嬴政成年后，吕不韦因与赵姬（太后）私通及引荐嫪毐（假宦官，与太后生子）之事逐渐失势。公元前 238 年，嫪毐谋反事发，吕不韦受牵连被免去丞相之职，迁居封地河南。后因各国使者频繁往来问候，嬴政担心其叛乱，写信斥责：“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命其迁蜀地。吕不韦深知大势已去，饮鸩自尽，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文学成就
《吕氏春秋》：杂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吕不韦执政期间，召集门客编纂《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全书分十二纪（按月令排列，对应天时）、八览（论政治哲学）、六论（述道德伦理），共 20 余万字。其内容特点如下：
兼收并蓄：以道家思想为基调，融合儒家的礼制、墨家的兼爱、法家的法治、名家的逻辑等，主张 “一则治，异则乱”（《不二》），试图构建统一的治国理论。
经世致用：强调 “法天地”“顺民心”，反对严刑酷法，如《孟春纪》主张 “省徭役，薄赋敛”，《贵公》篇提出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具有民本思想色彩。
文化价值：保存了大量先秦佚文，如《古乐》《本味》记载音乐、饮食起源，《察今》篇 “刻舟求剑”“引婴投江” 等寓言成为后世成语典故，兼具史料与文学价值。
“一字千金” 的传播策略
《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将其公布于咸阳城门，宣称 “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虽未必真有改动者，却借此制造舆论焦点，使其思想广泛传播，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 “学术营销” 案例之一。
历史影响
政治格局的塑造者
助力子楚、嬴政两代君主继位，加速了秦国权力交接的稳定性，为秦始皇亲政后统一六国扫除了部分障碍。
执政期间推行 “义兵” 理论（主张战争需 “禁暴止乱”），与秦国传统的法家 “耕战” 政策形成互补，客观上减轻了部分战争对民生的破坏。
文化整合的先驱者
《吕氏春秋》打破学派壁垒，提出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不二》），是战国末期 “大一统” 思想在文化领域的预演，为汉代 “霸王道杂之” 的治国模式提供了理论雏形。
其科技与哲学内容（如《圜道》篇对天体运行的猜想、《别类》篇的化学变化观察）反映了战国末期的科学认知水平，具有珍贵的思想史价值。
权力与资本的历史标本
吕不韦以商人身份干预政治，开创了 “以财换权” 的特殊路径，其兴衰折射出战国时期 “士商阶层” 与贵族集团的博弈，成为后世 “官商勾结” 的典型案例。
他的悲剧结局（因君权猜忌而死）预示了专制皇权下权臣的普遍命运，对秦汉政治伦理影响深远。
历史评价
史书与传统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 “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既肯定其政治才能，也批判其 “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 的野心。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吕氏春秋》归入 “杂家”，称其 “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暗含对其思想驳杂的微妙态度。
传统士大夫多以 “奸商”“权臣” 视之，如宋代朱熹认为其 “专欲侥幸取富贵”，将其与嫪毐并列为 “乱世之祸根”。
近现代的重新解读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吕不韦 “代表着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吕氏春秋》的 “贵生”“节欲” 思想与道家养生观相通，具有反对暴政的积极意义。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评价其 “以私门养士而对抗公室”，认为其门客集团是战国末期 “游士政治” 的缩影，客观上推动了学术下移。
当代史学界多肯定其文化贡献，如张岱年认为《吕氏春秋》“体现了战国末期思想融合的趋势，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同时指出其政治投机本质与专制皇权的不可调和性。
争议焦点
秦始皇生父之谜：《史记・吕不韦列传》称赵姬怀孕后才被赠予子楚，暗示嬴政实为吕不韦之子（“仲父” 之称亦成佐证）。此说被后世小说家演绎（如《东周列国志》），但《史记・秦始皇本纪》仍称嬴政为子楚之子，正史记载矛盾，成为千古疑案。
思想的实用性与矛盾性：《吕氏春秋》主张 “无为而治”，却又强调法治，被质疑 “杂而不精”。有学者认为，这种矛盾恰是战国末期士人面对 “大一统” 趋势时的理论探索，虽未被秦国采纳（秦始皇更倚重法家），却为汉初黄老之学提供了思想资源。
总结
吕不韦是战国时代 “跨界” 奇才的缩影：作为商人，他以资本撬动政治；作为政治家，他以权术推动统一；作为思想家，他以杂家整合百家。其一生充满戏剧冲突 —— 从 “奇货可居” 的投机者到 “仲父” 权臣，从《吕氏春秋》的编纂者到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既书写了 “一字千金” 的文化传奇，也成为专制皇权碾压性力量的注脚。尽管后世对其评价毁誉参半，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以独特的方式深刻影响了战国末期的政治走向与文化脉络，堪称中国历史上 “最具争议的实用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