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褒（前90年—前51年），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昆仑乡墨池坝）人。西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家，与扬雄并称“渊云”。王褒一生留下《洞箫赋》等辞赋16篇、《桐柏真人王君外传》 1卷，明末收集有《王谏议集》11篇。
生平经历
蜀地才士，得遇明主
王褒出身普通士人家庭，少孤而好学，精通儒术，善作辞赋。早年隐居蜀地，以文学闻名乡里。汉宣帝（刘询）因 “修武帝故事，游心于辞赋”，下诏征召天下文学之士。益州刺史王襄闻其名，命其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颂美汉朝政化，王褒因此被推荐至长安。
侍从宫廷，以文见宠
初露锋芒：王褒抵达长安后，献上《圣主得贤臣颂》，以 “贤人乃国家之器用” 为核心，盛赞汉宣帝求贤若渴，获宣帝赏识，拜为郎官，成为宫廷文学侍从。
创作巅峰：宣帝常命王褒与刘向、张子侨等文人游猎、唱和，作赋颂圣。其代表作《洞箫赋》即作于此时，通过描写洞箫的制作、音色与情感，抒发士人怀才不遇之情，被视为汉赋 “体物写志” 的典范。
外放与病逝：公元前 51 年，宣帝派王褒至益州（今四川）祭祀金马碧鸡神，途中患病，死于蜀地，年仅约 40 岁。
文学成就
王褒是西汉中期辞赋的集大成者，其作品兼具铺陈排比与抒情咏物的特点，对汉赋发展影响深远。
辞赋：开咏物抒情之先河
《洞箫赋》：汉赋中第一篇专门描写乐器的作品，突破传统大赋 “体国经野” 的格局，以细腻笔触刻画洞箫的形制、音色及听者感受，融入 “知音难遇” 的士人情怀，语言华美，韵律和谐，被《文选》列为 “音乐赋” 代表作。
《圣主得贤臣颂》：以君臣遇合为主题，以 “贤人如器” 为喻，强调人才对治国的重要性，结构严谨，说理透彻，被后世视为政论赋的典范。
其他赋作：《甘泉宫颂》《碧鸡颂》等，多为歌功颂德之作，体现宫廷文学的特征。
骈文与诗歌：承前启后的探索
《僮约》：一篇特殊的契约文，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描写奴仆的劳作内容，虽非纯文学作品，却展现了王褒对民间生活的观察，文中 “烹茶尽具”“武阳买茶” 是中国最早关于饮茶、茶市的文字记载之一。
诗歌：今存《九怀》（模拟屈原《九歌》），以香草美人象征忠君爱国之情，为汉代骚体诗的代表作。
文学风格
辞藻华丽：继承司马相如 “极声貌以穷文” 的特点，善用比喻、排比，营造铺张扬厉的效果。
抒情性增强：突破大赋 “劝百讽一” 的传统，在咏物中融入个人情感，如《洞箫赋》的身世之叹，为东汉抒情小赋的兴起埋下伏笔。
历史影响
汉赋发展的关键节点
王褒上承司马相如、贾谊的大赋传统，下启班固、张衡的京都赋及东汉抒情小赋，其《洞箫赋》的 “咏物 + 抒情” 模式，为汉赋从 “体物” 向 “言志” 转型提供了范本。
宫廷文学的制度化推动
汉宣帝因王褒等人的影响，将文学侍从制度规范化，使辞赋成为宫廷政治的重要文化符号。王褒与刘向、扬雄等形成的 “文章待诏” 群体，确立了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联，影响后世科举制度下文人与皇权的关系。
巴蜀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作为西汉蜀地最著名的文学家，王褒打破 “蜀地僻陋” 的偏见，证明巴蜀士人可与中原文化比肩。其成功激励了后世蜀地文人（如扬雄、李白等）的崛起，成为巴蜀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历史评价
时人评价
汉宣帝：“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肯定辞赋的政治与审美价值，间接褒奖王褒等人的创作）
刘向（西汉学者）：“王褒工为赋颂，后世莫及。”（《汉书・王褒传》）
后世评价
刘勰（南朝文学理论家）：“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文心雕龙・诠赋》）肯定其辞赋的文采与技巧。
钟嵘（南朝文学批评家）：“王褒、刘向、扬雄、班固，诗皆失其平典，所以李陵、班婕妤见拟于后代。”（《诗品》）认为其诗歌成就不及辞赋。
鲁迅（现代文学家）：“王褒之赋，辞气颇与相如类，而条理深密，风华清靡，亦自是其特色也。”（《汉文学史纲要》）
争议与局限
思想深度不足：部分作品（如《甘泉宫颂》）因过度颂圣而缺乏批判性，被后世视为 “宫廷文学的局限性”。
题材狭窄：作品多围绕宫廷生活，与司马迁、班固的史学著作相比，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较少。
总结
王褒以卓越的文学才华成为西汉中期宫廷文学的代表，其辞赋既延续了汉赋的华丽传统，又注入了个人情感与细腻观察，推动了文学体裁的多元化发展。尽管其创作带有鲜明的宫廷烙印，但其对巴蜀文化的提升、对汉赋抒情化的探索，使其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正如《汉书》所言：“王褒之文，彬彬乎质有余而文不足”，其成就与局限共同构成了西汉文学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