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嘉（生卒年不详，约东汉桓帝时期），字士会，陇西郡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东汉中期著名诗人，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后汉书・列女传》及南朝梁代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现存诗、文共 5 篇，以夫妇赠答诗闻名，风格真挚动人，开创了中国古代 “夫妻诗” 的情感范式。
生平经历
出身与仕途
秦嘉出身普通士人家庭，少怀才学，东汉桓帝年间被任命为郡吏（一说为 “陇西郡上计吏”）。“上计吏” 是地方派往中央汇报政务的官员，需定期赴洛阳述职。秦嘉的文学创作即与这一仕宦经历密切相关。
婚姻与情感经历
秦嘉娶同郡才女徐淑为妻，夫妻恩爱，但聚少离多。据《后汉书・列女传》载，秦嘉被派往洛阳时，徐淑因卧病在娘家，未能当面辞别。秦嘉遂作《赠妇诗》三首及《与妻书》，托人转交徐淑；徐淑亦以《答夫诗》《报秦嘉书》回应，二人以诗文互诉衷肠，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英年早逝
秦嘉在洛阳任职期间，因病早逝，身后萧条。徐淑闻讯后悲痛欲绝，终身未改嫁，其节行与才学被《后汉书》列入《列女传》，夫妇二人的情感故事成为东汉士人婚姻的典范。
文学成就
诗歌创作：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典范
秦嘉现存诗均为五言体，收录于《玉台新咏》，包括《赠妇诗》三首、《留郡赠妇诗》一首（一说与《赠妇诗》重复）及《述婚诗》残句。
《赠妇诗》三首：
第一首述分离之因（“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以朝露喻人生短暂，抒发对仕途与离别无奈；
第二首写别后思念（“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回忆夫妻孤苦身世与婚后短暂幸福；
第三首以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 起笔，描绘启程时的冷清，以 “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 等物寄情，情感层层递进，被刘勰《文心雕龙》评为 “事切而情真”。
艺术特色：
以情驭景：善用 “清风”“明月”“寒蝉” 等意象烘托离愁（如 “清风动帷帘，晨月照幽房”）；
直抒胸臆：突破汉代乐府诗的叙事传统，聚焦个人情感，如 “一别会无期，相去三千里。念当复分离，忧思攻心脾”，语言质朴而感染力极强；
结构精巧：三首诗形成 “叙事 — 抒情 — 寄物” 的完整脉络，标志着文人五言诗从乐府民歌的依附走向独立。
散文：情文并茂的书札文学
秦嘉的《与妻书》是东汉抒情书札的代表作，文中自述 “不能养志，当给郡使，薄命相苦，事乃不测”，既表达对妻子的愧疚，又以 “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稀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 等细节传递温情，叙事与抒情融合，开魏晋文人书札 “以情纬文” 之先河。
历史影响
文人五言诗的独立化
秦嘉之前，五言诗多为乐府民歌（如《古诗十九首》作者佚名），文人创作较少且模仿痕迹重。秦嘉以夫妻情事为题材，将个人情感纳入诗歌体系，推动五言诗从民间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型，为曹植、王粲等建安诗人的创作奠定基础。
夫妻赠答诗的开创
秦嘉与徐淑的诗文往来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见载的 “夫妻唱和”，其以诗传情、以文表意的形式，塑造了 “情真意切、相敬如宾” 的夫妻形象，成为后世 “悼亡诗”（如潘岳《悼亡诗》）、“闺怨诗” 的源头之一。
女性文学的映射
徐淑的答诗与书信因秦嘉作品而流传，客观上推动了东汉女性文学的 visibility（可见性）。夫妇二人的互动打破了汉代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传统观念，为蔡文姬、左芬等魏晋女性作家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参照。
历史评价
历代文论评价
刘勰《文心雕龙》：称秦嘉诗 “夫妻事终，故追以怨深”，肯定其情感深度，将其与汉代文人诗代表人物傅毅并列（“傅毅、秦嘉，文字节韵，鲜有及之”）。
钟嵘《诗品》：虽未直接评秦嘉，但其对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 的五言诗审美标准，与秦嘉诗风高度契合。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赞秦嘉《赠妇诗》“直写胸臆，深情自见，不得谓其简质少文”，认为其质朴风格恰是真情的体现。
文学史地位
秦嘉因作品数量少，在汉代文学史上长期被视为次要人物，但 20 世纪以来，其作为 “文人个体抒情” 的先驱价值被重新认识。现代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指出：“秦嘉夫妇诗，开建安文学之先声，其以个人情感入诗，实为中国文学自觉之萌芽。”
局限性
秦嘉现存作品仅聚焦个人情感，缺乏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如同时期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对礼教的批判），这与他士大夫的身份及东汉中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关。但其艺术成就仍以 “情真” 取胜，被视为中国文学 “向内转” 的早期样本。
总结
秦嘉以有限的作品在东汉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他是文人五言诗独立化的标志，是夫妻情感入诗的开创者，其创作既承接汉乐府的质朴，又开启魏晋文学的抒情自觉。尽管史载寥寥，但其与徐淑的诗文往来，至今仍被视为中国古代爱情与文学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