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恽（？— 前 54 年），字子幼，西汉中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他出身名门，是司马迁之婿，以才学、耿直著称。其生平见于《汉书・杨恽传》，现存作品以《报孙会宗书》最为知名，此文被视为汉代书信体散文的代表作之一，风格刚直激愤，兼具史传精神与文学价值。
生平经历
显赫家世与早年仕途
杨恽是丞相杨敞之子，母亲为司马迁之女，自幼受家族学术熏陶，博通经史。汉宣帝时期，因告发大将军霍光家族谋反有功，被封为平通侯，升任中郎将，后官至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他在任期间整顿吏治，“伐其治行，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虽有政绩，却因性格刚直、直言敢谏得罪权贵。
获罪免官与悲剧结局
公元前 56 年，杨恽因 “以主上为戏，语近悖逆” 被贬为庶人。免官后，他居家治产业，以财自娱。友人孙会宗（安定太守）写信劝诫其应 “闭门思过”，杨恽遂作《报孙会宗书》回应，文中自陈心志，直言 “明明求利者，庶人之事也”，并以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等句暗讽朝政。公元前 54 年，有人告发此信 “怨望诽谤”，汉宣帝震怒，将杨恽处以腰斩，妻子儿女被流放至酒泉郡。
文学成就
《报孙会宗书》：汉代散文的巅峰之作
此信是杨恽写给友人孙会宗的回信，全文约 800 字，可分为三部分：
自陈心迹：开篇以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 自谦，实则暗讽官场虚伪，直言 “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 的做人准则，与 “明明求利” 的世俗形成对比；
批判现实：以 “田彼南山” 四句（后世多认为是隐语，“南山” 指朝廷，“芜秽不治” 喻政治腐败）揭露朝政黑暗，以 “戮力耕桑，灌园治产” 表明远离官场的态度；
激愤抗争：结尾直言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以放纵不羁的姿态对抗专制皇权，字里行间充满对专制制度的控诉。
艺术特色
风格刚健激越：全文如火山喷发，将愤懑之情倾泻而出，如 “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以市井比喻官场，辛辣犀利；
用典含蓄深沉：化用《诗经》《尚书》及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精神，如 “修身见于世，避害施于家” 呼应《报任安书》的 “修身者，智之符也”，体现家学渊源；
叙事与抒情融合：以个人经历为线索，将生平感慨、政治批判与人生哲学融为一体，既有史传的实录精神，又具文学的感染力。
历史影响
书信体散文的典范
《报孙会宗书》与司马迁《报任安书》并称汉代 “双璧”，二者均以书信为武器，借私人交流抒发政治感慨，开创了 “以文鸣不平” 的传统。唐代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宋代苏轼的《答李端叔书》，均可视为这一传统的延续。
士人精神的象征
杨恽继承了外祖父司马迁 “发愤著书” 的精神，其作品体现了汉代士人对专制皇权的反抗。他以生命为代价捍卫言论自由，成为后世文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精神符号。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称其 “虽死而名愈彰”，肯定其人格价值。
对后世文学的启发
文中 “田彼南山” 的隐喻手法，被后世诗歌广泛借鉴。如唐代储光羲《田家即事》“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以田园意象暗喻政治理想；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则以直白抒情延续了杨恽的愤懑风格。
历史评价
史书与文论评价
班固《汉书》：称杨恽 “廉洁无私，然居殿上，面诋中郎将，公卿以下皆畏惮之”，肯定其才干，也指出其 “刻害” 的性格缺陷；
刘勰《文心雕龙》：未直接评价杨恽，但其 “刚健”“风骨” 的文论标准与《报孙会宗书》的风格高度契合；
清代学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评此文 “无限愤懑，俱在言外”，认为其 “感慨啸歌，大有烈士之风”。
争议与反思
历代对杨恽的评价存在分歧：
肯定派：视其为正直敢言的斗士，如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称其 “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批评派：认为其性格张扬致祸，如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指出 “杨恽之死，自取之也，非不幸也”，强调其 “不知韬晦” 的缺陷。
现代视角
现代学者多从人性与专制冲突的角度解读杨恽。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杨恽事件反映了汉代 “士人政治” 与皇权的内在矛盾；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则将其与司马迁并论，称二者 “皆以孤愤著书，开后世文人之先河”。
总结
杨恽以一封《报孙会宗书》在汉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记：他是司马迁精神的继承者，是专制皇权下士人尊严的捍卫者，其作品既是个人命运的悲歌，也是时代政治的镜子。尽管其性格缺陷加速了悲剧结局，但其刚直不阿的人格与激越深沉的文风，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文学中 “风骨” 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