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约前 145 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以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后世尊称为 “史圣”，其著作对中国史学与文学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生平经历
早年求学与游历
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自幼受经学熏陶，“年十岁则诵古文”，曾师从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尚书》《春秋》。
20 岁时开始周游天下，足迹遍及江淮、齐鲁、中原等地，考察历史遗迹（如会稽大禹陵、曲阜孔子故里），采集民间传说（如楚汉相争故事），为《史记》积累了丰富的一手史料。
仕宦与父训
初任郎中，奉命出使西南夷，后随汉武帝巡游泰山、封禅大典等，亲历汉代政治核心事件。
前 110 年，司马谈病危，临终嘱托司马迁继承史官职责，完成 “论载天下之史” 的宏愿，这成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力。
李陵之祸与《史记》成书
前 99 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触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此为人生重大转折，他在《报任安书》中称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忍辱负重，发愤著书。
出狱后任中书令，以残躯继续撰写《史记》，历时 13 年（约前 104 年－前 91 年）完成这部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史学巨著。
文学成就
《史记》：史学与文学的巅峰之作
体例创新：首创纪传体通史，以 “本纪”（帝王传记）、“世家”（诸侯勋贵）、“列传”（人物传记）、“表”（历史大事年表）、“书”（典章制度）五大体例，贯通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历史，奠定中国正史的标准体裁。
人物塑造：通过个性化语言（如项羽 “彼可取而代也”）、细节描写（如荆轲刺秦 “图穷匕见”）和典型场景（如鸿门宴），刻画了 400 余位历史人物，兼具史学严谨性与文学感染力，被鲁迅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学风格：语言简练生动，善用对比、衬托与互见法（在不同传记中互补叙述人物事迹），如《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互现楚汉相争全貌，体现 “寓论断于叙事” 的艺术特色。
散文与辞赋
《报任安书》是汉代散文名篇，以血泪文字倾诉人生屈辱与著史志向，情感充沛，句式跌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 “发愤著书” 的精神象征。
另著有《悲士不遇赋》，借赋体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风格近于屈原《离骚》。
历史影响
史学领域
创立纪传体通史体例，被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等 “二十四史” 沿用，形成中国特有的正史传统，对东亚史学（如《日本书纪》《高丽史》）亦有深远影响。
提出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的治史方法，强调以发展眼光考察历史因果，为后世考据学、历史哲学奠定思想基础。
文学与思想领域
《史记》中的传记文学成为小说、戏曲的素材源泉，如《鸿门宴》《霸王别姬》等被改编为戏剧经典，明清白话小说亦受其叙事手法影响。
书中蕴含的 “民本思想”（如肯定陈涉起义 “首难” 之功）、“平等意识”（为游侠、商人立传）挑战了封建正统观念，对宋代 “疑古思潮”、明清启蒙思想有启发作用。
文化传承
通过《史记》保存了大量先秦至汉代的文献资料（如《尚书》《春秋》逸文），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因司马迁记载而得以传世，成为中华文明的 “文化基因库”。
历史评价
历代推崇
刘向、扬雄：称《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肯定其叙事与文辞的平衡。
韩愈、柳宗元：将司马迁与《史记》列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典范，主张 “文以载道” 应继承其 “实录” 精神。
梁启超：赞《史记》“史界之造物主”，认为其纪传体 “以人为经，以事为纬，使人类史成为整个的而察其变迁”，符合现代史学观念。
争议与批评
东汉班彪、班固父子批评《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如尊项羽为 “本纪”、为游侠立传），认为其思想不符合儒家正统；唐代刘知几《史通》则质疑部分史料的真实性（如 “黄帝乘龙升天” 等神话记载）。
但此类争议恰凸显了司马迁 “不虚美，不隐恶” 的 “实录” 精神 —— 即便在封建正统观念下，仍坚持以历史事实为尊，这正是《史记》超越时代的价值所在。
总结
司马迁以 “究天人之际” 的哲思与 “成一家之言” 的勇气，将史学、文学与思想熔铸于《史记》之中。这部著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璀璨结晶，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方式。其 “发愤著书” 的精神与 “实录” 原则，至今仍是人文领域的标杆，奠定了司马迁 “史圣” 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