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郡茂陵县。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新朝末年，马援投靠陇右军阀隗嚣麾下，甚得其器重。后归顺光武帝刘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陇羌，南征交趾，北击乌桓，官至伏波将军，封新息侯，世称“马伏波”。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援在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逝世。死后遭人构陷，被刘秀收回新息侯印绶，直到汉章帝时才获得平反，追谥“忠成”。唐德宗时，成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宋徽宗时被加封为忠显佑顺王，位列武庙七十二将。清圣祖时从祀历代帝王庙。
生平经历
早年游历与仕途起伏（前 14 年－25 年）
少游边地，志在四方：马援早年因兄长去世辍学，随牧畜客居凉州（今甘肃武威），期间广交豪杰，熟悉边地风俗，“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但他慨叹 “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遂将家财分与亲友，展现出疏财重义的品格。
新莽政权中的尝试：王莽篡汉后，马援被任命为新城大尹（相当于太守）。新莽政权崩溃后，他依附割据陇西的军阀隗嚣，被拜为绥德将军，参与谋议。此时天下未定，马援曾奉命出使蜀地观察公孙述政权，因公孙述 “盛陈车骑” 的虚荣作风，断言其 “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劝隗嚣归附刘秀（东汉光武帝）。
归附刘秀，南征北战（26 年－44 年）
定策归汉，奠定基业：建武四年（28 年），马援正式归附刘秀，以 “伏地圣人” 之称深得信任。他为刘秀分析天下形势，提出 “隗嚣不足虑，公孙述易图” 的战略，助其制定统一北方的计划。
西击陇右，稳固后方：建武八年（32 年），马援随刘秀西征隗嚣，以 “堆米为山” 的方式模拟地形（中国军事史上最早的 “沙盘推演”），助刘秀制定作战方案，最终平定陇右。
南征交趾，威震南疆：建武十六年（40 年），交趾（今越南北部）女子徵侧、徵贰叛乱，马援以 62 岁高龄率军南征，历时两年斩杀二徵，设置郡县，巩固东汉对南方的统治。他在交趾立铜柱为界，刻 “铜柱折，交人灭”，成为后世边疆治理的象征。
北击乌桓，老当益壮：建武二十一年（45 年），乌桓侵扰幽州，马援不顾年衰，率军出塞，“勒马凭鞍” 以示可用，光武帝赞其 “矍铄哉是翁也”，遂派其领兵击退乌桓。
晚年蒙冤与身后荣辱（45 年－49 年）
征武陵蛮，马革裹尸：建武二十四年（48 年），武陵郡（今湖南常德）蛮夷叛乱，马援已 76 岁，仍主动请战，称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次年，因地形复杂、暑疫流行，汉军受阻，马援病逝于军中，实现了 “马革裹尸” 的誓言。
遭谗被谤，爵位被夺：马援生前曾得罪权贵梁松（光武帝女婿），死后梁松借机诬陷其 “贪污珍珠、劫掠民财”（“薏苡之谤”，因马援曾从南方带回薏苡种子以治瘴气，被诬为私藏珍宝）。光武帝震怒，收回其新息侯印绶，家人不敢厚葬，宾客故人莫敢吊唁，直至汉章帝时才获平反，追谥 “忠成”。
文学成就
马援虽以军事、政治闻名，但其文辞亦具特色，现存作品以奏疏、书信为主，风格质朴刚健，情感真挚：
《诫兄子严敦书》：道德训诫的典范
这是马援写给侄子马严、马敦的家书，文中提出 “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 的警语，劝诫晚辈 “效伯高（龙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切勿效仿 “豪侠好义” 的杜季良，以免 “画虎类狗”。此文被《后汉书》收录，成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经典文献，其比喻生动，说理透彻，至今仍被引用。
奏疏与铭文：政见与志向的载体
南征交趾时作《铜柱铭》，虽文辞已佚，但 “铜柱” 成为边疆稳固的象征；
其奏疏如《上疏请正印文》等，体现了对典章制度的重视，文风简洁务实，符合东汉初年 “崇实尚用” 的风气。
历史影响
军事与边疆治理的开拓者
马援平定陇右、交趾、乌桓，为东汉疆域的奠定与边疆稳定立下汗马功劳，其 “以战止战”“恩威并施” 的策略（如在交趾推行汉代法律、教化百姓）影响了后世对边疆民族的治理模式。
“铜柱界边” 成为历代中原王朝宣示主权的符号，唐代诗人张籍《蛮中诗》“铜柱南边毒草春，行人几日到金麟” 即化用其典故。
精神符号与文化象征
“老当益壮”“马革裹尸” 成为中华民族报国精神的代名词，激励无数仁人志士。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陇头水》中写道 “马援 aged 犹据鞍，李广未老思封侯”，以马援自比；
“薏苡之谤” 则成为 “因才招忌”“清白被诬” 的典故，唐代诗人元稹在《送岭南崔侍御》中感叹 “珠玑当尽掷，薏苡讵能谗”，借马援事抒发对谗言的愤慨。
家族传承与后世影响
马援家族在东汉地位显赫，其女为汉明帝皇后（明德马皇后），侄孙马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外孙贾逵为古文经学派代表人物，形成 “累世经学” 的文化世家，间接推动了东汉学术的发展。
历史评价
时人评价：功高震主与道德标杆的矛盾
光武帝刘秀称其 “恢廓大度，有宰相器”，但晚年因猜忌未能善终；
名将马武赞其 “勇冠三军，才兼文武”，但亦叹其 “好尽言，故致怨咎”（《后汉书・马援传》），指出其刚直性格易招是非。
后世评价：忠勇精神的化身
唐代将马援列为武庙六十四将之一，宋代追封 “忠显王”，元代加封 “佑顺王”，累受祀典；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称其 “真丈夫、大英雄”，认为其 “马革裹尸” 之语 “足以振懦夫之气”；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感叹 “东汉功臣多能保其首领”，唯马援蒙冤，凸显其悲剧色彩。
争议：性格与政治的冲突
部分学者认为，马援的悲剧源于其 “好论人长短”“耿介敢言” 的性格（如《诫兄子书》中直言对他人的褒贬），与专制皇权下 “功高不赏” 的政治逻辑相冲突。但这也正是其 “光明磊落” 人格的体现，正如《后汉书》作者范晔所评：“马援腾声三辅，遨游二帝，及定节立谋，以干时主，将怀负鼎之愿，盖为千载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
总结
马援以 “马革裹尸” 的壮烈人生，塑造了中国传统士大夫 “捐躯赴国难” 的精神标杆。他的军事成就奠定了东汉边疆基础，其道德品格与文学作品则成为后世汲取力量的源泉。尽管生前蒙冤，但历史终究还其清白，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经伏波神祠》中所咏：“一溪春水合，曾洗伏波军”—— 马援的忠勇与磊落，如同春水般涤荡着后世的价值观，成为中华文明中永不褪色的精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