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县，一说山东省曹县东北）人。吴起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仕鲁时曾击退齐国的入侵；仕魏时屡次破秦，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魏文侯的霸业；仕楚时主持改革，史称“吴起变法”，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楚国贵族趁机发动兵变攻杀吴起。后世把他和孙武并称为“孙吴”，《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生平经历
早年游历与母丧之痛
吴起出身卫国贵族家庭，早年 “家累千金”，却因求仕不得而倾家荡产，遭乡邻讥笑。他杀谤者三十余人后逃离卫国，临行对母发誓：“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至鲁国学儒，师从曾参（一说曾申），后因母丧未归（一说 “母死不葬”）被曾子视为 “不孝”，逐出师门，遂弃儒学兵。
仕鲁：杀妻求将与遭谗出走
公元前 412 年，齐国攻鲁，吴起为求鲁君任用，竟杀身为齐女的妻子以表忠心，史称 “杀妻求将”。他率军大败齐军，却因鲁君猜忌其 “贪而好色”（《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加之卫国出身受歧视，最终被迫离鲁。
仕魏：打造 “魏武卒” 与河西守土
约公元前 409 年，吴起投奔魏文侯，开启人生巅峰：
军事成就：任西河郡守期间，训练出战国第一强军 “魏武卒”（重装步兵，配备精良甲胄、戈矛与弩箭，考核严苛），创下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吴子・图国》）的战绩。
政治作为：在河西地区推行法治，发展生产，修筑要塞（如吴城），使魏国西拒强秦、北击赵韩，成为战国初期霸主。
与商鞅的交集：其在魏的改革实践（如废除世袭贵族特权、奖励耕战）为后来商鞅变法提供了借鉴。
遭谗奔楚：主持 “吴起变法”
魏文侯死后，吴起因与魏武侯宠臣公叔痤不和，被迫流亡楚国。楚悼王素闻其才，任命为令尹（相国），支持其推行变法：
核心措施：
削弱贵族：废除世袭爵禄，取消三代以后贵族的特权，将无业贵族迁徙至边疆垦荒。
精简机构：裁撤冗余官吏，削减俸禄，提升行政效率。
强兵政策：整顿军备，奖励军功，确立 “无功不受禄” 原则。
变法成效：短期内 “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楚国国力大振，威慑诸侯。
变法代价：触动旧贵族利益，楚悼王死后（公元前 381 年），贵族们发动兵变，用箭射死吴起，变法随之失败。
文学成就
吴起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军事著作《吴子兵法》中，该书与《孙子兵法》并称 “孙吴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经典：
内容与核心思想
全书共 48 篇（今存《图国》《料敌》《治兵》等 6 篇），以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的问答形式写成，涵盖战争观、治军原则、战术策略等。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强调政治与军事并重，认为 “国富兵强” 需以 “道、义、礼、仁” 的德政为基础，反对单纯依赖武力。
“治兵之要”：提出 “以治为胜”，主张严格训练（如 “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赏罚分明（“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并重视将领 “威、德、仁、勇” 的综合素质。
历史地位
唐代将《吴子》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宋代定为武学必读教材，其 “审敌虚实”“因形用权” 等理念影响后世兵家（如李靖、戚继光）。
书中 “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 的治军思想，体现了对士兵士气与凝聚力的重视，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历史影响
军事领域的革新者
魏武卒制度：开创职业化军队先河，其 “选兵、练兵、励兵” 体系成为后世军队建设的范本，如汉代 “羽林卫”、唐代 “神策军” 均受其影响。
战术思想的突破：强调 “审敌虚实”“因敌制胜”，反对盲目作战，其指挥的阴晋之战（以五万魏武卒大败五十万秦军）成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政治改革的先驱者
吴起变法虽短寿，却为战国变法潮奠定基调：其 “废世袭、裁冗官、奖军功” 等举措直指贵族特权，比商鞅变法早近三十年，为后者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如商鞅 “徙木立信” 与吴起 “立木为信” 的安民手段相似）。
对楚国的双重影响：变法期间楚国疆域扩张至巅峰，但贵族势力反扑导致人亡政息，折射出战国时期新旧势力博弈的残酷性。
思想文化的交织符号
吴起兼具儒家（早期学儒）、法家（变法重法）、兵家（军事理论）多重色彩，其复杂形象反映了战国 “士” 阶层的流动性与思想融合趋势。
后世文人对其评价两极：司马迁称其 “刻暴少恩”，但李贽赞其 “吴起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而楚伯”，凸显其务实能力与道德争议的矛盾性。
历史评价
时人与先秦评价
魏文侯称其 “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史记》），肯定其才能而贬斥德行。
韩非子将吴起与商鞅并列，视为 “法术之士” 代表，称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强调改革对国家强弱的决定作用。
荀子在《议兵》中对比各国军队，认为 “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肯定吴起训练的 “武卒” 曾为魏国 “四世有胜” 的根基。
后世帝王与学者评价
唐太宗将吴起列入武庙 “十哲”（与孙武、韩信等并列），宋代追封其为 “广宗伯”，彰显其军事地位。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判其 “杀妻以求将，散金以求官，母死不赴丧”，斥为 “残忍薄行” 之人，反映儒家对其道德缺陷的否定。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将吴起与商鞅、王安石并列为 “中国六大政治家”，认为其变法 “实为秦汉以降官僚政治之先驱”。
争议焦点
“才德之辩”：吴起的军事与政治才能备受推崇，但其 “杀妻求将”“母死不葬” 等行为违背儒家伦理，成为后世 “能力与道德如何平衡” 的讨论样本。
改革者的悲剧宿命：其变法失败被视为战国时期旧贵族势力强大的缩影，而 “人亡政息” 的结局也成为后世改革者（如王安石、张居正）的历史镜鉴。
总结
吴起是战国乱世中 “以才取势” 的典型代表：他以惊世之才纵横三国，既打造了无敌之师，又掀起激进改革；既留下 “孙吴兵法” 的军事遗产，又背负 “刻暴少恩” 的道德争议。其一生折射出战国 “士” 阶层的进取精神与现实困境 —— 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能力与道德的冲突、改革与守旧的博弈，最终造就了这位 “功过参半” 的传奇人物。从军事制度到政治改革，从思想融合到历史评价，吴起的遗产至今仍在引发关于 “实用主义” 与 “价值理想” 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