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 公元前 227 年），战国末期卫国朝歌（今河南鹤壁）人，一说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之一。他出身寒微，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重义，因不满秦国兼并战争，受燕国太子丹之托，以献图为名入秦刺杀秦王嬴政，最终失败被杀。其事迹被司马迁收录于《史记・刺客列传》，成为 “士为知己者死” 的侠义象征，后世文学、戏曲、影视多以此为题材，塑造了 “荆轲刺秦” 的经典叙事。
生平经历
1. 早年游历与性格养成
荆轲本为卫国人，卫亡后游历各国，曾在赵国榆次（今山西榆次）与盖聂论剑，因见解不合遭盖聂怒视，遂默默离开；又在邯郸与鲁勾践博戏，因争执被鲁勾践呵斥，亦不与之计较，可见其隐忍自重的性格。
后至燕国，与擅长击筑的高渐离、屠狗者田光结为知己，整日饮酒悲歌于市，虽看似放浪形骸，实则胸怀大志，等待施展抱负的机会。
2. 太子丹的知遇与刺秦筹划
战国末期，秦国以 “远交近攻” 策略横扫六国，兵临易水，燕国危在旦夕。燕太子丹为挽救危局，经田光推荐结识荆轲，尊其为上卿，“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史记》），极尽礼遇。
荆轲感于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答应行刺秦王。为获取秦王信任，他提出需以秦国叛将樊於期首级及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州一带）地图为信物。樊於期为大局自刎献头，荆轲与副手秦舞阳（年仅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遂携信物入秦。
3. 刺秦失败与悲壮结局
公元前 227 年，荆轲一行至咸阳，以重金贿赂秦王宠臣蒙嘉，得见秦王。献图时，“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刺向秦王。秦王惊起，袖断逃脱，荆轲追逐中被御医夏无且（jū）以药囊击中，最终被侍卫砍成重伤。
临终前，荆轲倚柱而笑，箕踞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史记》）表明原本想生擒秦王逼其退还诸侯土地，而非直接刺杀，凸显其政治理想与侠义底色。
文学成就：作为文化符号的塑造
荆轲本人并无传世文学作品，但其事迹经《史记》记载后，成为中国文学中 “侠义精神” 的典型意象，主要体现在：
诗歌中的悲情英雄
汉代古乐府《易水歌》（一说为后人托名荆轲所作）：“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以极简文字勾勒出荆轲的慷慨赴死之志，成为中国诗歌中 “悲壮” 母题的巅峰之作。
唐代诗人李白《结袜子》云：“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 赞颂其重诺轻生的品格；陶渊明《咏荆轲》则以 “其人虽已没，千载为伤心” 表达对其失败的惋惜。
史传与小说中的侠义范式
《史记・刺客列传》以细腻笔触刻画荆轲的心理与行动（如 “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 的紧张场面），确立了 “刺客叙事” 的文学范式，影响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后世小说对 “义士” 形象的塑造。
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清代吴伟业《悲歌赠吴季子》等作品，均以荆轲故事为载体，抒发对暴政的反抗与对侠义精神的追慕。
戏曲与影视的经典改编
元代杂剧有《荆轲刺秦王》（作者不详），近代京剧《荆轲传》、当代电影《英雄》《荆轲刺秦王》等，均以不同艺术形式重构这一历史事件，使其成为跨时代的文化符号。
历史影响
政治层面：刺秦事件的连锁反应
荆轲刺秦失败后，秦王嬴政震怒，加速攻燕。公元前 226 年，秦军破燕都蓟城，太子丹逃亡辽东被燕王喜斩首献秦；公元前 222 年，燕国彻底灭亡。刺秦虽未改变历史进程，却成为六国士人对暴秦绝望反抗的象征。
此事件亦促使秦始皇加强安保措施（如 “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影响了秦朝宫廷政治的格局。
文化层面：侠义精神的千年传承
荆轲被视为 “义” 的化身，其 “士为知己者死” 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士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以 “荆轲式” 的牺牲精神激励将士；明末抗清志士陈子龙、夏完淳，亦以荆轲自比，写下 “烈士悲暮年，壮心召沧海”（夏完淳《狱中上母书》）的壮词。
在民间文化中，荆轲与聂政、豫让等刺客被并称为 “四大义士”，其形象渗透于评书、武侠小说（如金庸《雪山飞狐》中借 “荆轲刺秦” 讨论侠义的局限），成为 “反抗强权” 的集体无意识符号。
思想层面：对 “暴力与正义” 的永恒探讨
荆轲刺秦引发了后世对 “刺杀是否正义” 的持续辩论。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其 “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肯定其道德动机；而宋代苏洵在《六国论》中批评 “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认为此举实为下策。
近代以来，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将荆轲与日本武士道对比，称其为 “中国民族主义之代表”；鲁迅则在《故事新编・铸剑》中，以荆轲为原型塑造 “宴之敖者”，探讨复仇的虚无与悲壮。
历史评价
历代主流评价：褒贬并存的双重性
褒扬其侠义与勇气：
左思《咏史》：“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赞其超越世俗的气节。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荆轲之事，至今壮烈感人，岂独以成败论英雄哉？”
质疑其政治幼稚：
宋代鲍彪注《战国策》时认为，荆轲 “不学无术，仅以勇气闻名”，刺秦计划漏洞百出（如副手秦舞阳临阵怯场）。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直言：“荆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者。”
现代视角的再审视
正面解读：作为底层士人，荆轲以个体生命对抗专制强权，体现了 “弱者的反抗美学”。其失败的悲壮性，恰如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以毁灭彰显人性的崇高（李泽厚《美的历程》）。
反思批判：部分学者认为，荆轲的 “义” 具有时代局限性，本质是对 “私恩” 的报答，而非对 “公义” 的追求。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战国刺客 “重意气轻生命” 的风气，反映了贵族政治瓦解后士人精神的迷茫。
总结
荆轲并非以 “成功” 留名青史，而是以 “失败的勇气” 成为文化图腾。他是乱世中挣扎的理想主义者，用生命诠释了 “义” 的重量；也是历史巨轮下的悲剧人物，其命运折射出战国末期士人在强权面前的无奈与抗争。从司马迁的史笔到现代人的银幕，荆轲的形象历经千年重构，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成为一个承载着侠义、勇气、悲壮与争议的文化符号。他的故事提醒后人：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个体的反抗或许渺小，但对正义的追求，永远值得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