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一说鲁国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 4 世纪前后。他是先秦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儒家学派重要人物，以传承与阐释《春秋》闻名，所著《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与《左传》《谷梁传》并称 “春秋三传”，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核心典籍之一。其学说以 “微言大义”“通经致用” 为特色，强调《春秋》中的政治伦理与社会秩序，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法律体系及学术传统影响深远。
生平经历
学术渊源与传承
公羊高出身于经学世家，相传为孔子弟子子夏（卜商）的再传弟子（一说直接受学于子夏）。子夏在魏国西河讲学期间，将《春秋》大义传授给公羊高的祖师或父辈，至公羊高时正式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公羊传》阐释体系。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公羊传》最初为口耳相传的 “师徒秘传”，至西汉景帝时期，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胡毋子都）共同整理为书面文字，成为今文经学的经典文本。
学术活动与学派形成
公羊高生活的战国中期，诸侯争霸加剧，周王室权威尽失。他以《春秋》为依托，通过阐释 “尊王攘夷”“大一统” 等思想，表达对恢复礼制秩序的诉求。其学说在齐国、鲁国一带流传，逐渐形成 “公羊学派”，与谷梁赤创立的 “谷梁学派” 并列为《春秋》今文经学的两大分支。
尽管史料对其生平记载极少，但从《公羊传》的思想倾向推测，他可能长期从事私学教育，门下弟子多为齐国士人，为汉代公羊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文学成就：《公羊传》的阐释体系
1. 《公羊传》的体例与内容
以问答体解经：采用 “自问自答” 的形式，逐句解释《春秋》经文，重点阐释 “为何这样记载”（如 “何以书？何以为辞？”），而非单纯叙述史实。例如，对《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 的解释，引申出 “大一统”“正始” 等政治哲学概念。
突出 “微言大义”：强调《春秋》文字背后的政治伦理，如通过 “褒贬书法”（如 “书” 与 “不书”、“称爵” 与 “称字”）评判诸侯行为，体现孔子 “以一字定褒贬” 的春秋笔法。
2. 核心思想与理论贡献
“大一统” 理论：提出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主张以周王为核心的政治统一，成为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理论源头。
“三世说” 历史观：将历史分为 “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三世，认为社会通过 “拨乱反正” 可逐步进化到理想状态，为变法改革提供历史哲学依据（如康有为维新变法即援引此说）。
“尊王攘夷” 思想：强调诸侯应尊崇周天子，抵御外族入侵（如对 “齐桓伐楚” 的肯定），成为后世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
“讥世卿” 与 “选贤与能”：批判贵族世袭制度，主张 “贤者在位”，反映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诉求。
3. 文学与语言学价值
《公羊传》语言简练犀利，善于通过逻辑推演层层深入，如对 “宋襄公不鼓不成列” 的辨析（《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展现出先秦论辩文的思辨色彩。
其注释中保留了大量周代礼制、方言俗语及历史掌故，为研究春秋时期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历史影响
汉代今文经学的主导地位
西汉初年，《公羊传》因契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求而备受推崇。董仲舒以《公羊传》为基础，提出 “天人感应”“春秋决狱” 等理论，将公羊学与阴阳五行结合，形成汉代官方哲学 ——“公羊春秋学”。
汉宣帝时期的 “石渠阁会议”、汉章帝时期的《白虎通义》均以《公羊传》为核心议题，使其成为汉代政治、法律、教育的理论依据。例如，汉代司法中 “原心定罪” 原则，即源自《公羊传》“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的思想。
对后世政治与学术的塑造
变法思想的源头：唐代柳宗元、宋代王安石、清代康有为等改革派均援引《公羊传》“三世说” 论证变革合理性。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更以公羊学为武器，推动维新变法。
民族观念的影响：南宋朱熹虽尊《左传》，但仍肯定《公羊传》“攘夷” 思想对华夏认同的建构作用；近代梁启超以 “大一统” 理论批判封建割据，呼吁国家统一。
学术方法论的启示：公羊学 “通经致用” 的传统，启发后世学者将经典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如清代常州学派以公羊学议时政，开近代经世思潮之先河。
文化传承与文献价值
《公羊传》保存了许多《春秋》经文未记载的史事（如 “宋督弑君” 的细节），可与《左传》互补。其对 “夷夏之辨”“宗法制度” 的阐释，为研究先秦政治思想提供了独特视角。
作为中国最早的 “经传体” 文献之一，《公羊传》的注释体例影响了后世史书评点（如《史记》“太史公曰”）及经学阐释传统。
历史评价
历代学者的褒贬
肯定其政治哲学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公羊传》“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高度评价其伦理批判功能。
清代魏源认为：“公羊之学，非徒经术也，治国之道也。”（《公羊春秋论》）
批评其背离史实：
唐代啖助、赵匡等学者认为《公羊传》“空谈义理，忽视史事”，不如《左传》务实（《春秋集传纂例》）。
近代学者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指出，公羊学 “以义解经，多牵强附会”，需结合出土文献重新审视。
现代学术的再认识
当代学者多肯定公羊学的思想史价值。如杨向奎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指出，公羊学的 “三世说” 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进化理论，比西方近代进化论早两千余年。
但也有学者认为，公羊学的 “微言大义” 存在过度诠释的倾向，需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如 “大一统” 的积极意义与 “尊王” 的时代局限性）。
总结
公羊高以一部《公羊传》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根基。他身处礼崩乐坏的战国乱世，通过对《春秋》的创造性阐释，构建了以 “大一统”“三世进化” 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既为秦汉帝国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先导，又为后世变法革新、民族融合预留了思想空间。尽管其学说因 “重义轻史” 屡遭质疑，但其 “通经致用” 的学术精神，始终激励着中国士人将经典智慧转化为现实关怀。从汉代的 “春秋决狱” 到近代的维新变法，公羊学的影响跨越两千余年，成为中华文明中 “以思想塑造历史” 的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