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融

包融（约 695 年－约 762 年），字号不详，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唐代著名诗人，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并称 “吴中四士”。他的诗歌以山水田园题材为主，风格清逸淡雅，兼具南朝诗的清丽与盛唐气象，在初唐至盛唐的诗歌转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其诗作留存较少，但因其子包何、包佶均为中唐诗人，故家族文学影响深远，被后世称为 “包氏父子”。

生平经历

早年隐居与吴中交游

包融早年隐居于江苏太湖、常州一带，潜心治学，与贺知章、张旭等吴中文人结为好友，相互唱和。当时吴地文化兴盛，包融受地域文风影响，诗风兼具江南山水的灵秀与文人的雅致。

约开元初年（713 年之后），因才华被举荐，开始步入仕途，但具体入仕时间与途径史料记载模糊。

仕途与贬谪

曾任怀州司户参军、集贤院学士等职，与张九龄、孟浩然等盛唐诗人有交往。开元十四年（726 年），张九龄被贬为冀州长史，包融可能受其牵连，仕途受挫，后被贬为信州（今江西上饶）司马，远离朝堂。

贬谪期间，他寄情山水，创作了大量描绘江南景致的诗作，诗风更趋沉郁而不失清丽，如《武陵桃源送人》便通过桃源意象寄托隐逸情怀。

晚年与家族影响

晚年归乡，致力于教育子女，其子包何、包佶皆以诗名显于中唐，二人先后中进士，官至秘书监、御史中丞等职，时称 “二包”。包融的文学思想对其子影响颇深，形成了唐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家族文学群体。

文学成就

山水田园诗的创新

题材拓展：将吴中地区的自然景观（如太湖、松江）与田园生活融入诗歌，突破初唐宫廷诗的局限，代表作《酬忠公林亭》以 “江外有真隐，区中无近情” 展现隐士情怀，语言简洁而意境悠远。

风格融合：继承谢灵运山水诗的精工刻画，又吸收王维、孟浩然的空灵意境，如《赋得池塘生春草》化用谢灵运名句，以 “池上春又来，池边柳新抚” 描绘春光，兼具南朝诗的细腻与盛唐的明快。

乐府与古体诗的传承

擅长创作乐府古题，如《古意》《秋怨》等，以闺怨、边塞等传统题材抒发个人感慨，笔法委婉含蓄。《送别崔著作东征》则以 “雨歇连峰翠，烟开竟浦晴” 的壮阔景色，衬托友人出征的豪情，体现盛唐诗歌的气象。

留存作品与文献价值

今存诗仅 8 首，收录于《全唐诗》中，虽数量有限，但题材多样，涵盖赠别、山水、隐逸等主题。其诗风对 “吴中四士” 及盛唐山水诗派有直接影响，尤其是对其子包何、包佶的创作起到示范作用。

历史影响

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

作为 “吴中四士” 之一，包融与贺知章等人共同推动了吴地文学的崛起，打破了初唐诗歌以宫廷为中心的格局，将江南地域文化引入主流诗坛，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家族文学的典范

包融及其子包何、包佶形成唐代少有的 “诗歌家族”，三人诗作均收录于《全唐诗》，且风格一脉相承，兼具清丽与典雅。中唐文人权德舆称 “二包继出，文翰俱美”，认为其家族文学成就可与 “三苏”“三曹” 媲美，对后世家族文学（如宋代 “三苏”）有启示意义。

诗歌转型的过渡作用

包融生活于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时期，其诗作既保留了初唐诗歌的辞采华美（如对仗工整、用典精巧），又注入了盛唐诗歌的自然气象与情感张力，如《武陵桃源送人》以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 的淡远笔触，预示了王维 “诗中有画” 的艺术风格。

历史评价

唐代文人的肯定

殷璠《河岳英灵集》：虽未直接评价包融，但将 “吴中四士” 列为盛唐重要诗人群体，称其诗 “并皆隽秀，信乃王霸之材”，间接肯定了包融的文学地位。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价包何、包佶时提及 “父融，台州刺史，与兄何俱以诗名”，可见唐代已将包融视为家族文学的开创者。

后世学者的推崇

清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将包融与贺知章、张旭并论，认为 “吴中四士” 的诗歌 “含英咀华，品格殊高”，尤其肯定其对江南诗风的塑造。

近人闻一多《唐诗杂论》：指出包融等吴中文人 “将南朝的藻饰与北方的气质融合”，推动了唐诗从 “宫廷诗” 向 “山水诗” 的转型，肯定其历史过渡作用。

争议与局限

因诗作留存较少，部分学者认为包融的文学成就被其家族光环掩盖，如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仅收录其《武陵桃源送人》一首，称 “意致清逸，然气魄稍弱”，指出其诗风偏于纤巧，缺乏李白、杜甫的雄浑气象。但多数观点认为，作为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的代表，包融的历史意义远超其作品数量。

总结

包融虽非唐代最耀眼的诗人，但其作为 “吴中四士” 的核心成员与 “包氏父子” 的文学奠基人，在唐代诗歌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他以江南山水为画布，将个人情志与时代审美融合，既延续了六朝诗歌的清丽传统，又开启了盛唐山水诗的自然之风。从其留存的诗作中，既可窥见初唐诗歌的精致工巧，也能感受到盛唐气象的萌芽。而他对家族文学的培育（包何、包佶均为中唐名家），更使其成为唐代文学传承中的重要纽带，正如清人所言：“吴中风雅，自融始盛，而子孙继之，亦唐代文坛之一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