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战国中后期），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思想家，兵家与法家思想的融合者。他以著作《尉缭子》闻名，该书结合法家 “法治” 与兵家 “兵势”，系统阐述战争观、治军原则及战略战术，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影响深远。其身世存在争议，一说为魏惠王时期的隐士，另一说为秦始皇时期的国尉（武官之长），学界多认为《尉缭子》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可能为多人合著。
生平经历
时代背景与政治活动
尉缭生活于战国末期，诸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法家思想盛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年（公元前 237 年），尉缭入秦游说，提出 “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 的策略，主张用重金收买六国权臣，瓦解其合纵联盟，被秦始皇采纳。秦始皇对其极为赏识，“衣服饮食与缭同”，并任命他为国尉（秦国最高军事长官），故后世称其 “尉缭”。
思想渊源与学术活动
尉缭的思想融合了法家与兵家。他推崇商鞅的法治理念，强调 “明法审令”“赏罚分明”，同时继承孙武、吴起的军事思想，重视 “兵者，凶器也” 的慎战观，主张 “兵胜于朝廷”（通过政治手段取胜）。
其著作《尉缭子》以对话体写成，假托尉缭与魏惠王的问答，阐述军事理论。全书共 24 篇，分 “天官”“兵谈”“制谈”“战威” 等，内容涵盖战争本质、治军方法、攻防战术、赏罚制度等，体现了战国晚期军事思想的成熟。
争议与后世考证
历史上关于尉缭的身份存在争议：
一说为魏惠王时期（公元前 4 世纪）的隐士，与孟子、孙膑同时代，其著作《尉缭子》成书于战国中期。
另一说为秦始皇时期（公元前 3 世纪）的国尉，参与了秦灭六国的战略制定。
现代学者结合出土文献（如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尉缭子》）考证，认为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可能是多位兵家学者的集体创作，托名 “尉缭” 以传世。
文学成就：《尉缭子》的军事思想体系
1. 战争观：兵以义动，慎战重战
提出 “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尉缭子・武议》），强调战争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反对穷兵黩武。
主张 “兵胜于朝廷”，认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政治清明：“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尉缭子・治国》），通过发展经济、凝聚民心实现 “不战而屈人之兵”。
2. 治军思想：明法审令，赏罚分明
吸收法家 “法治” 理念，提出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尉缭子・战威》），要求将领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共苦。
强调 “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尉缭子・武议》），即惩罚权贵以立威，奖赏底层以激励士气，体现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的公平原则。
3. 战略战术：因敌制胜，灵活用兵
反对迷信 “天官时日”（星象占卜），主张 “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天官》），以客观分析制定战术。
提出 “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尉缭子・勒卒令》），强调正奇结合、虚实相生，与《孙子兵法》“奇正相变” 的思想一脉相承。
4. 军事与经济的结合
指出 “富国先于强兵”，认为 “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尉缭子・治本》），通过发展农业、手工业夯实战争基础，体现 “耕战合一” 的法家思想。
历史影响
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整合与创新
《尉缭子》打破兵家与法家的界限，将 “法治” 引入军事领域，提出 “刑赏明，则将威行”（《尉缭子・战威》），为后世 “依法治军” 提供了理论依据。唐代杜佑《通典》、宋代《武经总要》等兵书均引用其说。
书中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的论述，强调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被《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经典军事著作继承。
对秦统一战争的实践影响
尉缭在秦国提出的 “贿赂六国权臣” 策略，成为秦始皇瓦解合纵的关键手段（如收买赵国郭开、齐国后胜），加速了六国灭亡。其 “先取韩以恐他国” 的战略（《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尉缭子》“并小以臣大，以重威轻” 的思想一致。
后世兵学与政治的双重遗产
宋代将《尉缭子》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学必修教材，影响了岳飞、戚继光等名将的治军理念。
其 “明法审令” 的思想被后世政治家借鉴，如王安石变法中 “将兵法” 的推行，暗含尉缭 “选贤任能，明赏慎罚” 的原则。
历史评价
历代学者的评价
肯定其军事思想的实用性：
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尉缭 “为秦并天下出谋划策”，肯定其战略眼光。
明代茅坤《武备志》评价：“尉缭之书，综核名实，斟酌古今，盖先秦之伟论也。”
批评其思想的残酷性：
宋代朱熹认为《尉缭子》“多权谋诈谲之术”，与儒家 “仁义之师” 的理念相悖。
清代学者姚鼐质疑其书 “杂刑名之说”，认为其 “言兵过于严苛”。
现代视角的再认识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尉缭子》是战国军事思想 “法家化” 的代表，其 “兵农合一”“赏罚分明” 的理念反映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战争需求。如郭化若《中国军事史》指出：“尉缭的思想适应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历史潮流，具有进步意义。”
其著作中蕴含的系统思维（如战争与政治、经济、伦理的关联）被视为中国古代军事哲学的重要突破，与同时期古希腊色诺芬的《长征记》相比，更具战略整体性。
总结
尉缭及其《尉缭子》是战国军事思想从 “礼义之兵” 向 “功利之兵” 转型的标志性成果。他以法家的冷峻理性重构战争逻辑，将 “法”“术”“势” 融入兵家理论，既适应了战国晚期诸侯兼并的现实需求，也为中国古代军事学奠定了 “刑赏为纲，谋略为用” 的基本框架。尽管其思想因强调 “诡诈” 与 “严刑” 而备受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尉缭的理论深刻影响了秦代以降的治军传统，成为中华兵学宝库中 “实用理性” 的典范。从银雀山汉简的出土到《武经七书》的千年传承，尉缭的智慧至今仍在军事、管理、战略等领域焕发着跨时代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