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成式（约 803 年 — 约 863 年），字柯古，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唐代著名文学家、骈文家、小说家。他出身官宦世家，其父段文昌曾任宰相，家族文化底蕴深厚。段成式以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闻名后世，该书内容博杂，涵盖志怪、传奇、民俗、物产、宗教等，兼具文学性与史料价值，被鲁迅称为 “晚唐人笔记中第一人”。
生平经历
家世背景与早年生活
段成式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段文昌是中唐名臣，官至宰相，封邹平郡公。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其自幼接触经史子集，博览群书。他早年随父辗转多地，曾寓居荆州、扬州等地，丰富的阅历为其 later 创作积累了素材。
仕途与交游
段成式以父荫入仕，早年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历任吉州、处州、江州刺史等职。他性情疏旷，不热衷官场晋升，更倾向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在京城时，与李商隐、温庭筠等文人交往密切，三人因骈文风格相近，并称 “三十六体”（三人皆排行十六，故称）。
晚年与创作高峰
大中年间（847—860 年），段成式因受牛李党争波及，仕途受挫，遂潜心著述。他在襄阳任上完成《酉阳杂俎》，该书因内容 “谲怪荒诞”“无所不包” 而声名大噪。晚年退隐襄阳，病逝于任所，享年约 60 岁。
文学成就
《酉阳杂俎》的开创性贡献
内容与体例：《酉阳杂俎》共 30 卷（今存 20 卷），分 “前集”“后集”，下设 “忠志”“诺皋记”“物异”“艺绝” 等子目，记载了唐代及之前的奇闻异事、神话传说、民俗风情、自然科学知识等。例如，书中记载了唐代幻术 “隐身草”、印度佛教故事，以及对动植物、矿产的详细描述（如 “蜜唧” 即初生小鼠腌渍的奇特食品）。
文学价值：该书语言简练生动，故事构思奇诡，兼具志怪小说的想象与史笔记载的严谨。如《聂隐娘》篇为后世武侠小说之雏形，《板桥三娘子》则被蒲松龄《聊斋志异》借鉴。
骈文与诗歌创作
段成式与李商隐、温庭筠并称 “三十六体”，其骈文风格华丽精巧，用典深僻，代表作有《锦带书十二月启》，以每月节气为主题，文辞优美，对仗工整，是唐代骈文的典范之一。
其诗歌现存仅 40 余首（《全唐诗》收录 31 首），多为酬唱、咏物之作，风格清奇，如《戏高侍御七首》以幽默笔触调侃友人，体现其放达个性。
学术与文献价值
《酉阳杂俎》中保存了大量唐代社会生活细节，如科举制度、乐舞百戏、饮食服饰等，甚至记载了波斯、印度等异域文化，为研究唐代历史、宗教、民俗提供了珍贵资料。例如，书中对 “拔河”“泼水节” 等习俗的记载，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历史影响
对古代小说的推动
《酉阳杂俎》突破了传统志怪小说 “明神道之不诬” 的局限，融合奇闻、考据、民俗于一体，开创了 “杂俎体” 笔记小说的先河。其叙事手法与题材选择影响了宋代《太平广记》、清代《聊斋志异》等作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 “足以存古义，亦足以广异闻”。
文化传播与知识整合
书中对异域文化、自然科学的记载，体现了唐代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例如，对阿拉伯航海家 “苏莱曼” 的记载，是早期中西交流的珍贵记录；对 “火浣布”（石棉）的描述，反映了唐代人对矿物的认知。
语言与文学风格的影响
段成式的骈文与诗歌中 “晦涩用典”“奇诡立意” 的风格，虽在宋代因 “太学体” 革新而遭批评，却成为晚唐诗文 “深僻” 一派的代表，对后世文人（如南宋刘克庄）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历史评价
时人及唐宋评价
唐代李当称段成式 “博学强记，尤深于腥闻异事”（《酉阳杂俎序》），肯定其知识渊博。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酉阳杂俎》：“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 指出其内容虽荒诞，却具史料价值。
洪迈《容斋随笔》认为段成式 “记事好奇”，但批评其 “率多诡异荒唐，托于无有”，反映了宋人对志怪文学的矛盾态度。
明清及近代评价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赞《酉阳杂俎》“诡谲怪幻，莫可名状”，认为其 “与《山海经》《搜神记》相表里”，肯定其在志怪文学中的地位。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段成式 “性耽奇僻”，《酉阳杂俎》“体例略似张华《博物志》，而内容则较广，鬼事、人事、物情、殊方异俗无不具”，将其视为唐代小说的代表之一。
现代学者认为，段成式以文人趣味整合 “杂学”，其作品既体现了唐代知识阶层对 “奇异性” 的追求，也反映了中晚唐文化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化、趣味化的趋势。
争议与局限
历史上对段成式的批评多集中于《酉阳杂俎》的 “荒诞不经”，认为其内容缺乏儒家正统思想。但当代研究指出，这种 “非正统” 恰恰是其价值所在 —— 它打破了史书与文学的界限，以 “杂” 的姿态保存了唐代社会的多元面相，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意义。
总结
段成式以《酉阳杂俎》奠定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其作品既是文人趣味的产物，也是唐代文化包容万象的缩影。他开创的 “杂俎体” 小说影响深远，书中光怪陆离的世界背后，是对知识、想象与人性的深刻探索。尽管后世对其风格褒贬不一，但其作为中晚唐文化代表人物的地位无可争议，至今仍是研究唐代社会与文学的重要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