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汉族，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一说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生平经历
早年求学与出仕
年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因仰慕战国蔺相如的为人，改名 “相如”。
景帝时期，以 “赀郎”（凭借家财为官）身份任郎官，担任武骑常侍，但因景帝不好辞赋，不得重用，后称病辞官。
游历梁国与创作高峰
辞官后投奔梁孝王刘武，与枚乘、邹阳等文人相交，作《子虚赋》，奠定赋体文学基础。梁孝王去世后，司马相如返回蜀地，生活贫困，受临邛县令王吉邀请做客，与卓文君相识。
与卓文君的爱情典故
临邛富商卓王孙之女卓文君丧夫后寡居，司马相如以琴音打动卓文君，二人私奔至成都，后因生活窘迫返回临邛，当垆卖酒，留下 “文君当垆，相如涤器” 的佳话。卓王孙最终接纳二人，司马相如得以重返仕途。
汉武帝时期的仕途
汉武帝读《子虚赋》后赞叹不已，得知作者为司马相如，遂召其入宫。司马相如以 “此赋乃写诸侯之事，不足观，请为天子游猎赋” 为由，作《上林赋》，盛赞汉天子声威，获汉武帝赏识，拜为郎官。
后奉命出使蜀地，安抚西南夷，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推动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与融合。
晚年以病免官，居茂陵，武帝派使者求其遗作，相如已卒，仅留《封禅文》，主张封禅以彰显汉德。
文学成就
辞赋创作：汉大赋的典范
《子虚赋》《上林赋》：合称《天子游猎赋》，以虚构的 “子虚”“乌有”“亡是公” 对话展开，铺陈诸侯与天子的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结构宏大，辞藻瑰丽，确立了汉大赋 “劝百讽一”（表面劝谏，实则铺陈赞美）的创作模式，成为后世赋体文学的范本。
《长门赋》：以陈皇后失宠为背景，借景抒情，语言凄婉，开创 “宫怨赋” 题材，被后世视为骚体赋的代表作，鲁迅称其 “托意帷房，托辞讽谏”。
《美人赋》《大人赋》：前者以虚构故事讽谏好色之风，后者迎合武帝求仙思想，文辞奇谲，体现汉赋 “体物写志” 的特点。
散文成就
代表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以骈散结合的笔法，晓谕西南夷归附汉朝的意义，兼具政治实用性与文学感染力，被《文心雕龙》称为 “文移之美谈”。
语言与文学技巧
首创 “连类并举” 的铺陈手法，善用生僻字与排比句，形成 “宏丽温雅” 的文风，对汉赋 “铺采摛文” 的文体特征影响深远。
历史影响
文学领域
确立汉大赋的体制与创作规范，被班固、张衡等后世赋家效仿，形成 “相如派” 辞赋传统，推动汉代文学从楚辞向汉赋的转型。
其作品被收录于《文选》《汉书》等典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 “骚赋” 与 “骈赋” 的过渡桥梁。
政治与文化
出使西南夷时，以文告形式宣扬汉王朝的威德，促进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融合，为汉代疆域拓展与民族统一奠定思想基础。
“文君当垆” 的典故成为后世文学、戏曲的经典题材，象征自由爱情与反抗礼教，对世俗文化影响深远。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班固（《汉书》）：“相如之赋，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将其赋与《诗经》雅颂并论，肯定其文学地位。
刘勰（《文心雕龙》）：“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也。” 称赞其赋体结构与文辞之美。
李白：“梁园作赋客，洛阳卖酒人。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以司马相如自比，推崇其才华。
负面争议
部分学者批评其赋 “虚辞滥说”“劝百讽一”，过于追求形式华美而忽视讽谏实效，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既肯定其文才，也指出 “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隐含对其讽谏力度的质疑。
后世亦有观点认为其作品 “铺张过甚”，缺乏现实批判性，但这一评价多基于不同文学审美标准。
总结
司马相如以卓越的辞赋创作奠定了汉大赋的巅峰地位，其作品既是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文化象征，也对后世文学的形式与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其创作风格存在争议，但其 “赋圣” 之名始终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