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生平经历
少年得志，初入仕途
贾谊自幼聪慧，“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被河南郡守吴公赏识，荐于汉文帝。
汉文帝召其为博士（掌通古今的官员），时年二十余，为同僚中最年轻者。每次议政，贾谊对答如流，“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不久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掌议论政事）。
献策改革，遭谗被贬
贾谊向汉文帝提出 “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 等改制主张，建议削弱诸侯势力（如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农抑商、抵御匈奴，触怒周勃、灌婴等军功大臣，被诬 “年少初学，专欲擅权”。
汉文帝四年（前 176 年），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远离长安。途经湘水时，作《吊屈原赋》自比，哀叹 “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借屈原悲剧抒发怀才不遇之情。
再入宫廷，抑郁而终
任长沙王太傅三年后，汉文帝思念贾谊，将其召回长安，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为文帝少子，受宠）。
贾谊虽回京，仍未获重用，遂作《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系统阐述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的削藩策略，提出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的礼法结合思想。
汉文帝十一年（前 169 年），梁怀王骑马坠亡，贾谊自责 “为傅无状”，抑郁成疾，次年（前 168 年）病逝，年仅三十三岁。
文学成就
贾谊的文学创作以政论文、辞赋为主，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
政论文：雄辩与文采的融合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最为经典。通过对比秦 “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 与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的兴亡史，得出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的结论。
艺术特色：铺排叙事如 “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多用排比、对偶，气势磅礴；议论层层递进，兼具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与儒家的理性。
《治安策》：被司马迁称为 “天下至言”，提出 “建诸侯而少其力”“定经制”“移风易俗” 等主张，文字 “其辞深切著明”（《汉书・贾谊传》），如论诸侯王问题：“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逻辑缜密，切中时弊。
《论积贮疏》：针对汉初 “背本趋末” 现象，主张重农积粮，“仓廪实而知礼节”，语言质朴有力，被收入《古文观止》。
辞赋：骚体的继承与创新
《吊屈原赋》：仿屈原《离骚》风格，以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 比喻贤愚颠倒，开汉代 “吊古赋” 之先河。
《鵩鸟赋》：借鹏鸟入室的寓言，探讨生死祸福的哲理，提出 “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融合道家 “齐物” 思想，句式散文化，标志着汉赋从骚体向散体大赋的过渡。
文学地位
刘勰《文心雕龙》称其文 “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肯定其政论的现实意义；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其与晁错为 “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历史影响
政治思想的前瞻性
削藩理论的实践基础：贾谊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的主张，为汉武帝推行 “推恩令”（允许诸侯分地给子弟）提供了理论依据，最终解决了汉初诸侯割据问题。
礼法结合的治国理念：提出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影响了汉代 “德主刑辅” 的治国策略，被班固称为 “达于国家大体”（《汉书・贾谊传》）。
经济政策的长远影响
《论积贮疏》强调 “农者，天下之本”，推动汉文帝 “劝课农桑” 政策，促成 “文景之治” 的经济繁荣，其重农思想贯穿中国封建王朝始终。
文学范式的开创
政论文 “以史证今” 的写法影响了唐宋议论文（如柳宗元《封建论》）；骚体赋的抒情传统被司马相如、班固等继承，形成汉赋 “劝百讽一” 的特点；其文字中的悲剧意识（如屈原情结），成为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共鸣点。
历史评价
古代评价
才高与命舛的典型：
司马迁将贾谊与屈原合传，叹其 “何其遇之穷也”，以 “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史记》）评其政治谋略，暗含惋惜。
杜甫诗 “贾生才调更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咏怀古迹》），李白 “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均以其为怀才不遇的象征。
思想深度的肯定：
刘向称贾谊 “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汉书》）；宋代苏轼认为 “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指出其性格缺陷导致政治失败。
近现代评价
毛泽东在《贾谊》诗中写道：“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既赞其才华，又批评其胸襟不够豁达。
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贾谊的政论 “不仅是对西汉王朝的警告，也是对整个封建制度的警告”，肯定其思想的批判性。
文化符号意义
贾谊成为 “少年英才” 与 “怀才不遇” 的双重文化符号：如王勃《滕王阁序》“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以其悲剧反衬自身际遇；明清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自比 “管乐”，亦隐含对贾谊未遇明主的惋惜。其思想与文学成就，使他成为西汉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总结
贾谊的一生如流星般短暂却耀眼：他以少年锐气直指汉初政治积弊，其思想穿越两千年仍具现实锋芒；他将政论化为文学，用雄辩的文字叩击历史的大门。尽管政治上因 “木秀于林” 而夭折，但其 “众建诸侯”“重农积贮” 等主张最终被历史验证，《过秦论》等篇章更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丰碑。正如班固所言：“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贾谊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为汉代帝国开出的 “药方”，更在于他以文人之笔书写了知识分子对时代的责任 —— 即便身处逆境，仍以思想的光芒照亮历史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