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昭(约45年?-约117年?),一名姬,字惠班。汉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史学家班彪女、班固与班超之妹,博学高才,嫁同郡曹寿,早寡。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独立完成了第七表〈百官公卿表〉与第六志〈天文志〉,《汉书》遂成。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gū)。善赋颂,作《东征赋》、《女诫》。班昭为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
生平经历
家族学术熏陶与早年生活
班昭生于儒学世家,父亲班彪著《史记后传》65 篇,奠定《汉书》基础;兄长班固继承父业,立志完成西汉断代史,班昭自幼随父兄研习经史,精通《史记》《春秋》及儒家经典。约 16 岁嫁于曹寿(字世叔),育有一子(曹成)。曹寿早逝后,班昭守节居家,以才学闻名乡里。
续写《汉书》与宫廷讲学
永元元年(89 年):班固因受窦宪谋反案牵连下狱而死,《汉书》尚未完成,其中《八表》《天文志》部分散佚。汉和帝听闻班昭才学,命其补写剩余篇章。班昭 “潜精研思,笃志坟籍”,参考家族藏书及史料,历时数年完成《汉书》全书整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参与修撰正史的女性。
宫廷教师生涯:班昭才名远播,邓太后临朝时(106 年 —121 年),召其入宫,担任皇后、贵人的教师,尊称 “大家”。她在宫廷讲授《论语》《诗经》及礼仪制度,成为东汉女性参与政治文化活动的典范。
晚年著述与教子
班昭晚年著《女诫》七篇,系统阐述女性道德修养与行为规范,包括 “卑弱”“夫妇”“敬慎” 等内容,成为中国古代女性教育的经典教材。该书虽受时代局限强调 “三从四德”,但也主张女性应具备文化修养(如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反映了东汉士大夫对女性角色的双重期待。
其子曹成受母亲影响,官至长垣长;其孙曹世叔(与父同名)亦以才学著称,家族学术传统得以延续。
文学成就
史学贡献:补修《汉书》
班昭对《汉书》的贡献不仅在于补写《八表》(《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等)及《天文志》,更在于整理校订全书,统一体例。她以女性视角补充了西汉外戚、宗室等人物传记,如《外戚恩泽侯表》中对后宫干政的分析,体现了其对政治史的独特洞察。
因《汉书》文辞深奥,初问世时 “学者多不能通”,班昭在东观藏书阁(汉代皇家图书馆)为学者讲解《汉书》,马融等大儒曾 “伏于阁下” 听讲,足见其学术权威。
文学创作:辞赋与散文
辞赋:代表作《东征赋》模仿班彪《北征赋》,以纪行形式抒发情感。她随儿子曹成赴长垣任职途中,借古喻今,感慨 “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既表达对仕途的审慎态度,又融入对民生疾苦的关怀,文风典雅深沉,被刘勰《文心雕龙》评为 “志实而文雅”。
散文:《上邓太后疏》是其政治散文的代表作,为营救因罪下狱的兄长班超(时班超在西域已 31 年,年老恳请归国),她上书邓太后,以 “冒死上言” 的恳切语气,陈述班超 “捐躯报国” 之功及 “衰老被病” 之状,最终打动太后,促成班超归京。此文体现了其兼具文采与思辨的政治智慧。
教育著作:《女诫》
《女诫》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结合自身经历,系统提出女性修养标准,如 “夫者,妻之天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虽强化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却也成为东汉以降女性启蒙教材。唐代宋若华《女论语》、明代徐皇后《内训》等均受其影响,形成中国古代女性教育的经典体系。
历史影响
史学与学术传承
班昭完成《汉书》,使西汉断代史得以完整流传,成为 “前四史” 之一,对中国史学体例(纪传体断代史)的定型具有里程碑意义。她开创的女性参与修史的先例,为后世如宋代李清照参与整理《金石录》、清代王贞仪研究历算提供了精神范本。
作为宫廷教师,她将儒家经典与家族学术带入上层社会,推动了东汉女性教育的普及。邓太后执政时期,宫廷女性研习经史成为风尚,班昭实为重要推手。
女性教育与社会角色
《女诫》虽被后世视为 “女性束缚” 的象征,但其强调女性需 “知书达理” 的理念,客观上为女性接受文化教育提供了合理性。明清时期,许多士族家庭以《女诫》为教材,培养出柳如是、沈善宝等才学兼备的女性,形成 “才德兼具” 的女性价值标准。
班昭本人以 “才、德、节” 俱全的形象,成为中国传统 “女范” 的典范。唐代画家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虽非直接描绘班昭,但其对贵族女性从容气质的刻画,可见班昭所代表的女性才学形象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家族文化的延续
班氏家族以 “史学世家” 闻名,班昭承上启下,既完成父兄未竟之业,又通过教育子孙延续学术传统。其侄孙班始(班超之孙)虽因罪被诛,但班氏学术脉络已融入东汉士大夫阶层,如扶风马氏、弘农杨氏等家族均与班氏有学术交流,推动了东汉经学与史学的融合。
历史评价
古代评价
褒扬为主:
范晔《后汉书・列女传》称其 “博学高才”,将其列为 “智识通达” 的女性典范;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以 “班昭、蔡琰(蔡文姬),妇人也,而词章炳然”,肯定其文学地位。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特别提及班昭续《汉书》一事,称 “女人能文,固出于家庭之教”,强调其家族学术背景对成就的影响。
争议声音:
近代以来,部分学者认为《女诫》强化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批判 “一班灵学派的人,曾说他(班昭)是孔子的母亲”,暗指其思想对女性的束缚。但更多学者指出,需结合东汉特定的社会结构(如士族门阀崛起、儒学制度化)理解《女诫》的历史合理性。
近现代评价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班昭为 “中国第一女史学家”,将其与西方女性学者并列;现代历史学家吕思勉在《秦汉史》中特别强调其对《汉书》校订的贡献,认为 “非昭不能成此书”。
女性主义视角下,班昭被视为 “在男权框架内争取女性文化话语权” 的代表。她虽未突破传统性别角色,却以才学赢得男性社会的尊重,为后世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如宋代宫廷女官、明清闺塾师)开辟了路径。
文化符号意义
班昭与蔡文姬(两人生活年代相近)并称 “东汉两大才女”,前者代表史学与礼教的守护者,后者象征文学与才情的突破者,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女性的双面镜像。元代杂剧《曹大家讲学》、明代小说《古今列女传》均以班昭为主角,其形象成为 “才德兼备” 的文化符号,至今仍被用作女性教育的典范案例。
总结
班昭以女性之身跻身中国史学与文学的核心圈层,在男权主导的东汉社会中,凭借家族学术资源与个人才学,完成了《汉书》这一史学巨著,并通过《女诫》构建了女性道德教育体系。她的一生,既是对家族使命的传承,也是对女性社会角色的突破 —— 在恪守传统礼教的同时,以学术成就赢得超越性别的尊重。正如《后汉书》所言:“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指女性史册)。” 班昭的价值,不仅在于她留下的典籍与文章,更在于她证明了女性在文化传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身影至今仍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理性与坚韧的光芒。
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