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玄成（？— 公元前 36 年），字少翁，西汉时期著名经学家、政治家，鲁国邹县（今山东邹城）人，是汉宣帝至汉元帝时期的重要大臣。他出身官宦世家，为汉昭帝、宣帝时期名臣韦贤之子，以明经著称，历经多朝，官至丞相，在经学、政治领域均有显著影响。
生平经历
早年以明经入仕：
韦玄成自幼研习儒家经典，尤其精通《诗经》《尚书》，以 “明经”（汉代选拔官员的科目）入仕，初任郎官，后历任谏大夫、大河都尉等职。其家族以儒学传家，父亲韦贤曾为宣帝丞相，故有 “一门父子两丞相” 的美誉。
让爵与仕途起伏：
父亲韦贤去世后，按礼制应由长子韦弘继承爵位（扶阳侯），但韦弘因罪被弹劾，未能袭爵。韦玄成虽为次子，却以 “让爵” 闻名 —— 他假装疯癫，拒绝继承爵位，以成全兄长。此举虽引发争议，但被时人视为 “谦让” 美德的典范，汉宣帝听闻后特别下诏令其袭爵，传为美谈。
历任要职，位至丞相：
汉元帝即位后，韦玄成升任少府、太子太傅，深受信任。
公元前 43 年，代于定国为丞相，封故安侯。任职期间，他主张遵行礼制，参与宗庙制度改革，建议裁撤不合古礼的祭庙，推动儒学与政治制度的结合。
晚年与去世：
韦玄成任丞相七年，于公元前 36 年去世，谥号 “共侯”（一作 “恭侯”）。其一生历经宣帝、元帝两朝，以儒学修养和政治稳健著称，是西汉中后期儒臣的代表人物。
文学成就
经学著述：
韦玄成精通儒家经典，尤其在《诗经》研究上有深厚造诣，曾与诸儒在石渠阁（汉代皇家藏书阁）讨论经义，参与西汉中期的经学辩论。其学术思想注重礼制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对汉代经学的制度化有推动作用。
辞赋与文诰：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韦玄成著有赋九篇，但大多散佚，今仅存《自劾诗》《戒子孙诗》等四言诗。这些作品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如《自劾诗》中 “既兹畔戾，忝厥祖德”，以自责口吻反思过失，体现了汉代士大夫 “诗以言志” 的传统；《戒子孙诗》则以家族训诫形式强调谦逊、守礼，成为汉代家训文学的范例。
政治文辞的典范：
韦玄成在奏疏中善用经义说理，如《奏罢郡国庙》以礼制为依据，主张裁撤地方宗庙，其文逻辑严谨、引经据典，成为汉代政论文的代表作之一，被《汉书》多次收录。
历史影响
礼制改革的推动者：
韦玄成任丞相期间，主导了西汉中后期的宗庙制度改革。他主张 “亲亲尊尊” 原则，建议废除西汉初期在郡国设立的皇家宗庙，将祭祀权收归中央，强化皇权的神圣性与集中性。这一改革影响深远，奠定了汉代以后宗庙制度的基本框架。
儒学官僚化的代表：
作为 “以经术进身” 的典型，韦玄成将儒家礼制思想融入政治实践，推动了汉代 “以儒治国” 的进程。其家族连续两代居相位，彰显了西汉中期以后儒臣地位的上升，标志着儒学从思想学说向政治制度的深度渗透。
谦让美德的符号化：
“韦玄成让爵” 的故事被《汉书》等史书反复记载，成为汉代宣扬 “礼义廉耻” 的道德典范。后世文人常以 “韦侯让爵” 为典故，如唐代张九龄诗中 “韦玄方继相，王粲始从军”，以其谦让美德对比仕途纷争，足见其影响力。
历史评价
汉代史书的评价：
《汉书・韦玄成传》称其 “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肯定其学识与德行；同时也指出他 “文深审谨”，即为政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反映了其作为儒臣的保守特质。
班固在《汉书》中对比韦贤、韦玄成父子，认为韦玄成 “以礼让为国”，虽政绩不及父亲，但更符合儒家 “温良恭俭让” 的理想人格。
后世的评价：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及韦玄成让爵事，认为其 “饰伪”（假装疯癫）有沽名钓誉之嫌，批评其行为 “违礼”，反映了不同时代对 “谦让” 的多元解读。
宋代学者多肯定其经学贡献，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称韦玄成 “能守父业，又能以礼自守”，将其视为汉代儒臣的典范。
现代视角的审视：
现代学者认为，韦玄成的政治实践体现了西汉中后期儒学与皇权的合流：他既以经术强化中央集权，又通过礼制改革维护宗法秩序，其思想与行动是汉代 “儒表法里” 治国模式的典型体现。同时，其让爵行为也折射出汉代士大夫对 “名节” 与 “制度” 的复杂态度。
总结
韦玄成作为西汉中期的儒臣代表，以经学为根基，以礼制为工具，在政治舞台上推动了儒学的制度化进程。他的一生既展现了汉代士大夫 “学而优则仕” 的理想，也暴露了儒家伦理与现实政治的微妙张力。其文学成就虽以经学著述和政论文为主，却深刻影响了汉代政治文化的走向，成为连接先秦儒学与汉代制度的关键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