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赤（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鲁国人，一说楚国人），又称谷梁子、谷梁俶，战国时期经学家、史学家，与公羊高（《公羊传》作者）同为阐释《春秋》的重要学者，其学说被整理为《谷梁传》，成为儒家经典 “春秋三传” 之一。
生平经历
学术渊源与师承
谷梁赤的生平记载极少，据唐代杨士勋《谷梁传疏》引魏晋时期范宁《谷梁传序》称，他 “与公羊氏同受（《春秋》）于子夏”，即师从孔子弟子子夏，学习《春秋》经义。但后世学者对其师承存在争议，清代崔适《春秋复始》认为其学说可能源于荀子一派，而非直接传承自子夏。
著书立说与学术活动
谷梁赤以口头传授方式阐释《春秋》，其弟子将其言论整理为《谷梁传》（又称《谷梁春秋》）。该传以问答体逐句解析《春秋》经文，注重义理阐释，尤其强调 “君臣大义”“礼制秩序”，与《公羊传》的 “微言大义” 形成对比。
其学说核心包括 “正名”“尊王”“重礼” 等，主张通过《春秋》笔法（如 “一字褒贬”）维护周代礼制，反对诸侯僭越。
后世追崇与争议
谷梁赤的籍贯与生卒年无确切史料记载，唐代经学家陆德明《经典释文》称其为 “鲁人”，而清代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则认为其可能为楚国人。由于史料匮乏，其学术活动的具体时间难以考定，一般推断其活跃于战国中期，晚于公羊高，早于荀子。
文学成就
《谷梁传》的文学价值
文体创新：采用 “传注体” 与问答体结合的形式，以简明语言解析经文，既保留经学的严谨性，又具口语化特征，对后世经注文体（如《毛诗传》）有示范作用。
修辞特色：善用排比、对比手法强化论点，如《谷梁传・隐公元年》解析 “元年春王正月” 时，以 “言王者，正一也”“元者，气之始也” 层层递进，逻辑严密。
叙事特征：虽以解经为主，部分章节暗含历史评论，如评宋襄公 “不鼓不成列” 为 “失民”“失刑”，体现早期史论的雏形。
经学阐释的文学意义
《谷梁传》通过解读《春秋》经文，将史书的 “实录” 传统与儒家的伦理价值结合，开创了 “以经释史” 的文学阐释路径，影响了汉代 “春秋决狱” 的司法实践及后世 “史以载道” 的史学观念。
历史影响
儒家经典体系的构建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并称 “春秋三传”，共同构成汉代 “今文经学” 的核心内容。西汉宣帝时期，《谷梁传》被立为博士官学，与《公羊传》并列为官方阐释《春秋》的权威学说，推动了儒家经典的制度化。
其 “尊王攘夷”“亲亲尊尊” 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汉宣帝利用《谷梁传》“君臣大义” 压制宗室权力，巩固皇权。
礼制文化的传承
谷梁学派对周代礼制的阐释（如强调 “嫡长子继承制”“宗庙祭祀之礼”），成为后世王朝制定礼仪制度的重要参考。唐代《开元礼》、宋代《政和五礼新仪》均援引《谷梁传》义理，强化等级秩序。
史学与文学的交融
《谷梁传》的 “春秋笔法” 理论（如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深刻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唐代刘知几《史通》、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均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这一原则。同时，其 “以义解经” 的思维方式启发了宋代 “义法” 文学理论的形成。
历史评价
历代经学家的评价
汉代：宣帝称其 “明于经术，持论笃实”，认为《谷梁传》比《公羊传》更符合儒学 “亲亲” 原则。
魏晋：范宁在《谷梁传序》中对比三传，称 “《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肯定其文风清雅、义理委婉的特点，同时指出其阐释深度不足。
清代：皮锡瑞《经学通论》认为 “《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之伦，与《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者不同”，强调其伦理导向的学术特质。
文学史的定位
唐代韩愈在《送石处士序》中引用《谷梁传》“君子之于人也，举其善而掩其恶”，将其作为论说文的典范。
近代学者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称《谷梁传》“辞约而旨达，语简而义赅”，肯定其在先秦散文发展中的过渡作用（介于语录体与专题论文之间）。
现代学术的再审视
现代学者认为，《谷梁传》虽以经学为核心，但其对《春秋》的阐释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分化：相较于《公羊传》的 “改制” 思想，谷梁学派更注重维护传统礼制，为研究儒家内部学派分歧提供了重要史料。
总结
谷梁赤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以《谷梁传》构建了独特的经学阐释体系，其学说以礼制为核心，强调伦理秩序与政治权威的统一，对汉代经学、历代礼制及史学思想均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其个人生平模糊，但《谷梁传》作为 “春秋三传” 之一，至今仍是研究先秦儒学、中国经学史的关键文献，其 “以义解经” 的思维方式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 “微言大义” 阐释传统的重要源头。